民營經濟博物館。 2022年2月，春節假期剛過，成都濟通路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濟通）董事長伍大成接到一個電話，邀請他參加月底由新津區政府組織的茶話會。伍大成沒多想，痛快地答應下來。幾天后，他走進會議室，暗暗吃了一驚：“‘陣容’很強大，新津區級四大班子都來了，和企業家緊挨著圍成一圈，各委辦局領導反而坐在后排。每個座位前還擺了一些茶點，多是我們本地的‘名特優’小吃。”伍大成后來回憶道。
這是“津商·茶敘”首期活動，邀請了天府智能制造產業園軌道交通、智能科技、綠色食品等產業鏈企業代表，新津區級四大班子主要領導參加。企業提出需求，部門解決問題，旨在讓政企信息準確對稱。“氛圍很輕松的，互動多。一些企業負責人準備了講稿，讀了一半就開始自己發揮了。”伍大成在會上介紹了自己企業取得的一些成績，并列舉了新津本地數字化建設項目中的技術合作方。“每講一個，領導們就記錄一個，當場安排專人負責這事，為我們企業做好服務。”
自2022年開始，“津商·茶敘”原則上每月舉行一次，由新津區級四大班子主要領導參加。 一個多月后，第二期“津商·茶敘”舉行，迄今為止已舉辦數期。值得一提的是，活動不是一次性的，政企間的長效溝通機制由此建立。有多名企業家曾表示，會后建的“津商·茶敘”微信群，與會領導都在其中，為企業發聲提供了便捷通道。“今年夏天有一陣成都停電，園區也停工了。大家都知道是不可抗力，但我還是接到經信局局長電話，他怕我著急，告訴我正在協調，還說了大致的恢復用電時間。”伍大成感慨道。很快，他的工廠便來電復工。“這種機制真的非常好，很直接，以解決問題為目的。”伍大成對此贊不絕口。
“新津給了民營企業發展的空間”
當伍大成在“津商·茶敘”微信群里與其他企業家熱烈交流的時候，成都華西希望集團有限公司（1995年希望集團一分為四，分別為劉永言領辦的大陸希望集團、劉永行領辦的東方希望集團、陳育新領辦的華西希望集團、劉永好領辦的新希望集團）總裁助理魯力正在另一個微信群里了解新津區最新工作動態。“‘津商·茶敘’有好幾個微信群，書記、區長經常把一些前沿的動態發給大家。”魯力認為，這些微信群把空間匯聚了——企業找政府，隨時到這個空間來找，反之亦然。
1994年，希望集團有限公司在新津注冊成立。 作為一名“老希望人”，幾十年來，魯力對新津優越的營商環境，特別是新津歷任領導班子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高度重視，感觸頗深。在他看來，希望集團誕生于四川的一個小縣城，樹起了民營經濟的一面旗幟，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津領導們給予的發展空間。
1993年，魯力離開新津縣文化館攝影館員的崗位，加入劉永言、劉永行、陳育新（早年因過繼給陳家而改名，原名劉永美）、劉永好四兄弟的創業隊伍。這時，距離“成都市新津希望飼料廠”成為“希望集團”、距離中國首家企業集團公司希望集團誕生還有一年。在此之前，由于長期參與劉氏兄弟的攝影報道工作，魯力幾乎見證了“希望”起家的整個過程。他清楚地記得，希望集團能夠起于微末，離不開時任縣委書記鐘光林的支持。
故事要從1982年開始說起。這一年，劉家三哥陳育新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從新津縣農業局辭職，自己創業搞養殖。這是四兄弟討論出來的結果——一方面，農民在種什么、養什么上有較大自主權；另一方面，日子越過越好，人們吃肉的需求會越來越旺盛。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第四年，幾年前溫州一名叫章華妹的人領取了改革開放后第一份個體工商業營業執照。但當時人們對個體戶的普遍印象仍然是：沒文化、沒工作、走街串巷、生活窘迫。干部辭職干個體戶需要很大的勇氣。
“陳育新向縣委政府提交辭職報告后，一開始人事部門沒批，因為不知道應不應該批，最后他去找了時任縣委書記鐘光林。”魯力說，鐘書記一聽就表示鼓勵，但提出一個條件：一年帶出10個“萬元戶”，完成指標就同意他辭職。1982年10月1日，育新良種場正式營業，開始養殖良種雞。這個時間比被稱為“中國公司元年”的1984年還要早兩年。
為了做大規模，四兄弟擴建了育雛房和孵化房，還打算配備一臺一次能孵化4萬個蛋的孵化機。市面上的孵化機一般一次只能孵化千枚左右雞蛋，四兄弟買來材料，自己動手，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買來的鐵皮需要加工，他們找公社農機廠借設備，廠長一口答應：“下班可以來。”就這樣，四兄弟的事業從養雞起步，逐漸擴展至養豬、養鵪鶉、做飼料，還一度帶動新津當地形成了養殖鵪鶉的氣候。
成都希望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希望食品，隸屬于新希望集團）黨委書記張吉祥當時還是一名駐新津部隊戰士。談及部隊飼養鵪鶉的場景時，他還歷歷在目：“鵪鶉肉、鵪鶉蛋營養價值都很高，可以給大家補充營養。不光部隊，新津幾乎每家每戶都養，很多單位也養，就是劉氏兄弟帶動的。”鵪鶉蛋裝箱需要洗衣粉盒，當時成都周邊市場的洗衣粉盒子被大量回收，甚至還漲了價。
陳育新“帶出10個‘萬元戶’”的約定也如期兌現。魯力認為，對于新生不久、尚在蹣跚的育新良種場，鐘光林書記最大的支持就在于“不管”，“但不管不是放任自流，而是把握住方向，適當放寬，鼓勵嘗試。”
1986年，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參觀育新良種場并題詞：“中國的經濟振興寄希望于社會主義企業家”。打這以后，“成都市新津縣育新良種場”更名為“成都市新津希望飼料廠”。起初為了發展養殖而研發的飼料在市場上大受歡迎，逐漸成為公司的主業。
1986年11月，時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右三），在時任四川省科委主任宋大凡（右四）、時任新津縣委書記鐘光林（左一）陪同下視察育新良種場。三位淺色衣服著裝的從左至右依次為：劉永言、劉永行、陳育新。（魯力/攝） 張吉祥有一次騎著摩托車經過飼料廠附近，遠遠地就望見一長溜農用拖拉機停著，一打聽才知道都是來買飼料的。“人家和我說，豬吃了‘希望’牌飼料，3個月就能長到200斤，以前養一年才到200斤。”此次“初相識”給張吉祥留下了深刻印象。2004年，他離開原工作崗位，來到新希望集團旗下的希望食品，一直工作至今。
1998年，新津召開“省級個體私營經濟試驗區”新聞發布會。 1994年3月15日，希望集團有限公司經國家工商總局批注核準為無地名私營企業集團公司，在四川省注冊登記，領取營業執照，成為全國首家民營企業集團公司。“歷任書記對新津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都很鼓勵、支持。”魯力感慨道，2018年新津還舉行了“同走希望路共建公園城”的主題活動，“劉氏五兄妹都來了，跟大家交流分享經驗，增強了很多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我創業就是看中這里的環境”
20世紀八九十年代，劉氏兄弟白手起家的創業故事，伴隨著新津人伍大成度過了童年和少年。伍大成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自己就體會到“勤勞致富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1998年，伍大成19歲，是重慶大學自動化專業的三年級學生。一天，在一家央企已經做到管理層的父親告訴他：我要辭職創業了。伍大成并不感到意外。“我父親的兩個哥哥，以及他們的孩子，都有創業經歷。在新津，好多人愿意嘗試，雖然失敗的也不少，但成功的故事更激勵大家。而且政府對民營經濟也很重視，這就是民營經濟的土壤。”伍大成還記得，2011年父親的公司打算與外資企業合作，自己從國外回鄉，對時任新津縣委書記一同參會洽談的情景印象深刻。“這說明啥呢？說明新津對民營經濟很重視。書記說，我是新津的銷售員，我來為你們引薦。”
在這樣的耳濡目染下，2016年，伍大成辭去國際咨詢公司的工作，從英國回到新津，成立了濟通，主營橋梁支座與結構內力和智能測控裝備——前者是成熟業務，濟通是港珠澳大橋（香港段）國內唯一供應商；后者是未來方向。“我們在這方面的技術是全球領先的。”對此伍大成非常自豪：“我們的愿景是用智能化技術，讓結構更安全、更耐用，促進碳中和。”
2018年，新津舉辦“同走希望路共建公園城”民營經濟主題活動。 他習慣以辦公室中的一張茶幾為例解釋這項技術：“這個桌子一共有4條腿，也就是有4個支點。要了解桌子是否穩固，就需要理解桌腿的受力情況，但目前這4個支點所受力的精確數值我們并不了解。未來有一天，可能由于局部沉降或者材質本身收縮等等因素，導致桌子‘瘸’了，那就需要換新桌子。”
2022年，新希望集團創立40周年活動在新津天府農博園舉辦。 “可是如果我一開始就能測出每個支點的受力情況，并且對它進行持續監測，一旦它有‘瘸’的趨勢，系統就介入并調整內力分配，可以預防‘瘸腿’的發生。橋梁也是如此——我們的核心技術解決了測力傳感器蠕變漂移導致測量不準確的全球工程測量難題，實現了原位校準能力，把基礎設施結構改造成自適應的物聯網系統。”伍大成接著說道。
他將這項技術帶來的效益總結為：測量技術的突破讓結構更安全，自適應技術讓結構更耐久。這是智能化進一步促進輕量化設計——若在橋梁設計階段就知曉各支點受力情況，那么建造施工時就可以更加有的放矢，減少不必要的耗損，這是基礎設施建設的碳中和解決方案。
濟通生產的橋梁支座反力測量、自適應調節智能裝置和動態監控系統。 自己辦企業后，伍大成對新津的營商環境有了更具體、更全面的感受。“以前我在咨詢公司給別人講企業管理，相較而言，覺得橋梁、工程都有點‘土’。現在看著自己的產品被認可，而且得到應用，還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伍大成還記得，新津區委書記對這項技術十分關注，聽完他的介紹后，當場就問：新津正在搭建的智慧應用場景里面，有哪些可以融合你們的技術？“我特別感謝新津對企業的政策支持、資金支持，我們通過‘民營經濟十八條’獲得了一些專項資金。但我尤其感謝新津區委區政府給我們在技術領域示范應用的機會。”伍大成感慨道。如今，他已經為結構內力測控技術找到了“邊坡治理”這個新的應用場景——通過力的變化得知邊坡有無滑動，實現對地質災害更提前、更可靠的預警。現在，在新津區委區政府的幫助下，他正在積極爭取項目早日落地。
連接卡塔爾首都多哈和盧塞爾的盧塞爾碼頭立交，采用的是濟通設計和供應的SB—400模數伸縮裝置。 新津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重視是實實在在的。除了“津商·茶敘”，伍大成還參加過“企業上市溝通協調會”。他還記得這樣一個細節——按照原來的座次安排，企業家坐后排，但新津區委主要負責同志一來就說“要讓他們上來”，主動提出要企業家們往前坐。最后的交流也非常充分，“對我們的上市策略提了許多很有啟發性的建議”。
在這樣的支持性環境中，伍大成干勁十足。“新津正在打造‘超級綠葉’公園城市，實施智慧營城，我們的技術能夠幫助城市運轉更加智能高效。”伍大成說，牧山數字新城有兩座橋即將應用濟通的測力技術，其中一座還將實現全智能化，可以實現內力的自動糾偏。“真正是‘虛擬世界與物理世界雙向互動’。所以，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伍大成笑道。
“新津自古就是包容開放的地方”
在新津與成都市區交界的高速路旁，曾經有一塊醒目的戶外廣告牌：“新津：希望開始的地方”。這句一語雙關的廣告語，既是外界對這片創業熱土的贊頌，也蘊含了新津人對這座城市的美好祝愿。
“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至今，新津人身上都充分體現出了奮勇爭先、努力創新的品格特質，這是一直傳承下來的。”中共成都市新津區委黨校教師韓紹智這樣認為。
這與新津的區位不無關系。從自然地理上來看，新津是五河匯聚之地，水域遼闊，在交通運輸大量依靠水路的年代，新津是川南地區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中心要道，不同的思想、知識、生活方式在這里交融碰撞，也影響和滋養了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從社會文化上來看，明末清初聲勢浩大的“湖廣填四川”帶來了不同地域的人，也帶來了多元包容的社會風氣。“那時人們在新津修建了許多會館，這些會館既是經貿交流，也是文化交流、情感交流的場所。”新津區檔案館副館長王波介紹說。
這樣的社會環境孕育了新津這個“中國民營經濟搖籃”。劉氏兄弟的希望集團、伍大成的濟通都是這里蓬勃發展的民營經濟的縮影。
黨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2020年6月撤縣設區以來，新津區以“TOD+5G”營城模式變革為主線，以創新驅動為核心動力，以全域旅游為路徑，聚焦數字化賦能，做好服務“人”、建好“城”、美化“境”、提升“業”等優化營商環境大文章，美麗宜居的公園城市“新津表達”加快呈現，正日益成為“蓉漂”的奮斗之城、投資和創新創業者的詩意棲居地。
新津還實施了“津商回歸”“津商培育”計劃，引導新津籍民企回鄉投資再創業。實施企業上市培育行動和民營企業梯度培育計劃，出臺民營經濟十八條、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等系列政策。工業項目“零審批”改革獲得李克強總理肯定性批示，獲評全國基層政務公開標準化規范化試點優秀單位、中國民營經濟最佳投資縣、全國投資潛力百強縣市，三度蟬聯中國營商環境百佳示范縣市。
流淌在新津境內的南河，滋育了一代又一代新津人。 最終受益于良好營商環境的，還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新津）成都外國語學校今年3月從申報資料到拿到辦學許可證只用了6天，而法定承諾時限為90天；市民王女士通過“津小e”自助服務一體機，從輸入信息到拿到工商營業執照，僅用了不到60秒……
夏末秋初，暑氣漸消，若你在此時漫步于新津街頭，兩旁商鋪林立，說笑聲此起彼伏，空氣中氤氳著一股松弛感。它彌漫在傍晚南河兩岸的茶館里，也穿梭于室外吃冰粉的食客間，更常常出現在居民的早餐盤中——希望食品旗下的“美好”牌火腿腸，是屬于幾代新津人乃至四川人的情感符號與共同記憶。（劉舒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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