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獻：作為“常州詞派晚清代表”的合肥知縣

一起教案與一位知縣

隨著《煙臺條約》的簽訂，蕪湖在1876年（光緒二年）被定為通商口岸，正式開埠。一時間，西方一些傳教士以此為基地和跳板，迅速向安徽滲透。他們雖然開了一些“風氣之先”，但同時與當地民眾的矛盾也日顯突出，多起教案頻頻發生。據史料記載，自同治四年（1865年）至宣統三年（1911年），僅在安徽境內發生的案件就多達30余起。1885年（光緒十一年），在合肥就發生了一起教案。

從史料檔案記載上看，此案案情其實并不嚴重，大概就是一位外國人來到了合肥，引起合肥一些民眾的猜疑，欲行驅逐。不過此案卻驚動了包括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荃（曾國藩的四弟）、安徽巡撫盧士杰、蕪湖關道梁欽辰在內的多名官員。更為蹊蹺的是，盡管此案由當時的英國署公使歐格訥再三照會到大清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各級官員反復批示，并存檔保存，只是經手此事的各級官員，一面明言“仍飭縣將為首滋事之人嚴拿懲辦，以儆將來”，一面卻幾乎毫無具體動作。而事件當事人，負責直接處理此案的合肥知縣，更是一邊積極表態讓手下“飭拿滋事之人”，一邊卻以“均已逃散無獲”來敷衍，使此案不了了之。

這位合肥知縣就是譚獻。譚獻，杭州仁和縣人，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卒于光緒二十年（1901年）。亦名廷獻、獻綸，字仲修，號復堂、半廠、仲儀等。同治六年（1867年）舉人，后春闈屢試不第。譚獻雖是一名朝廷官員，但在史書中，他的標簽卻是“近代著名詞人，常州詞派晚清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復堂類集》《復堂詩續》《復堂文續》《復堂日記補錄》等。

據史料記載，同治十三年（1875年），譚獻來到安徽，第二年受安徽布政使紹誠邀請，進入紹誠幕僚；兩年后任歙縣知縣，后任全椒知縣、懷寧代理知縣；光緒十年（1884年），譚獻自懷寧任上轉合肥知縣，在合肥任職兩年后的光緒十二年（1886年），移至宿松任知縣。而合肥教案發生在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是譚獻在合肥任知縣期間。

譚獻的合肥“朋友圈”

上文提到，任合肥知縣的譚獻除一般事務工作之外，與地方名士交往甚廣，其中與“廬州三怪”中的王尚辰交往最深。譚獻在《復堂諭子書》中提及他與王尚辰是“一見傾心，定千秋金石之交”；也就在“合肥教案”發生的第四天，剛差遣衙役送走卜羅柏教士，譚獻便招王尚辰和清流派蒯光典等一起雅集，合肥教案，似乎沒發生似的。

譚獻到合肥任職，熱切交往王尚辰等合肥本土文人雅士，很是自然，這從譚獻在任職期間，傾心編寫《合肥三家詩鈔》即可佐證；他與流寓合肥的各路雅士也是往來頻頻，以詩詞會友，如流寓合肥的丹徒人李恩綬等。

譚獻在合肥任職期間，以李鴻章為首的淮軍集團已達頂峰，合肥本地的淮軍官宦階層已經形成，如何與這些新官宦階層交際，譚獻作為一任地方官是不可能回避的。對于這些，譚獻在后來的給孩子的書信《復堂諭子書》中有所描述：合肥襟要全皖，名爵鼎貴，邑長以得罪巨室為恐。吾最簡傲，相見以誠，視事數旬，乃知名族無不以禮自持，謙謹過于寒微。貴介中種學績文者比肩立……別七八年，書問寄懷，篇吟盈懷袖，若今庶常李新吾、今蜀分巡張藹卿兩先生，及蒯翰卿明經，情文擎篤，汝輩于篋衍皆親見之。”

此信中提到的李新吾，是李瀚章長子李經畬，字新吾，張藹卿是張樹聲長子張華奎，字藹卿，蒯翰卿，是蒯德模四子蒯光典，字翰卿。李瀚章、張樹聲和蒯德模可都是淮軍將領。譚獻結交這些人，看來也是合情合理。

譚獻一生為文，著作頗豐。2005年，錢鐘書先生的遺孀、著名翻譯家楊絳先生，將公公錢基博和丈夫錢鐘書家藏近百年的一批晚清名家手扎（親手寫的書信）藏品贈與中國國家博物館。這其中就有譚獻的手扎。據史料記載，錢基博是著名的古文學家、教育家，1911年，譚獻之子譚瑜為感謝錢基博的幫助，將其父譚獻手扎一捆送給錢基博。錢收到這批手扎后，進行了精心的整理和編訂，并為部分寫信者編寫了小傳，按順序粘貼在毛邊紙本上，題名《復堂師友手扎菁華》，并口述一篇《題記》以與評述。而其子錢鐘書也對譚獻的治學思想、學術精神以及文學價值作了獨到的評價。由此足見錢氏父子對譚獻尊重與推崇。

譚獻詩詞中的合肥

譚獻在合肥任知縣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在博覽群書，這倒和譚獻的一貫作風相一致。從《復堂日記》及《補錄》中可以看出，譚獻平生的閱讀量驚人，同時，譚獻交結地方文人，談古書、做詩詞是生活的常態。據傳，譚獻是五月初七到達合肥，十七日行知縣職，六月初六就“以絕句柬謙齋乞竹”。意思就是說譚獻到合肥尚不足月，就想用一首絕句詞交換王尚辰的一幅畫竹。由此可見譚獻和合肥名士交往甚密了。

我們回到合肥教案，看看譚獻在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左右期間在忙于何事？《復堂日記》中，乙酉年（光緒十一年）全年記事中，多記述“購書”、“閱”、“書評”和與合肥地方文人名士交往之事，對日常瑣事也有一些記錄，如幫王尚辰鑒定出土銅鏡、住中廟觀月出等，卻對教案一事完全無視；再覽《復堂日記補錄》，我們也僅僅查到：光緒十一年二月十三日，譚獻開始忙于點校王尚辰之子王修甫的詩文。十五日，將詩文寄至杭州準備付梓。二十一日，邀請王尚辰等一班朋友雅集……似乎十七日晚上發生的那樁“教案”完全沒有進入譚獻的大腦。譚獻對此樁公務，也是公事公辦了。

譚獻除詩文交友之外，對民生時事也是頗為注意的，僅在安徽期間，譚獻對安慶望江一帶的水災、對皖北地區的蝗災等，均在日記中有所記錄，并動情唏噓。但是，對以上提到的幾乎涉及邦交的“合肥教案”十分明顯的不以為然，當然他也是辦理似尚無誤。

對于在合肥為官，譚獻似乎興趣不大，盡管他曾協助《合肥縣志》（已佚）和《續修廬州府志》，但這大多是他作為合肥知縣的職務行為。譚獻在合肥曾作《回縣》一詩，應該可以表明其為官時的心志：“羈宦仍為客，如何說是歸。”倒是譚獻很鐘情于合肥及周邊的自然風光，他在從懷寧乘船經長江來合肥赴任時，領略了長江及巢湖的美景，隨即作詩《江行雜題》，寫下了一路惆悵與跌宕心情：“風從襟袖出，日日拂龍山；今古浮江水，何人擊楫來。”路途中“無人記往來，前路一茫然”、“脈脈故人心，濛濛渡江雨”；過了巢湖到了合肥，卻詠出“一掩旌旗色，中流氣象殊；岸花開不盡，高詠過巢湖”。

從譚獻著作《復堂詩》中可以看出，到合肥之后，他和詩和詞大多與合肥本地文人唱和的多，其中與王尚辰的唱和為之最；而游覽合肥景色的詩詞也有不少，其中我們現代人耳熟能詳的幾個景點，如施水、中廟、姥山、包公祠、箏笛浦、教弩臺等等都留下譚獻的足跡。 □鮑雷 程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