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韶
位于天安門東面的南池子，有一道高大醒目的朱紅圍墻，這里就是我國著名的“金匱石室”所在地——皇史宬。
所謂“金匱石室”，簡單來說，就是古代收藏重要文書的地方，功能類似于現在的“檔案館”。而皇史宬，就是明清時期最大的國家“檔案館”。近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完成對皇史宬的修繕和展覽布設，這座故宮邊上的“神秘小院”在封閉百年后已開放團體預約參觀。
皇史宬專門收藏列朝的實錄寶訓。實錄，是皇帝統治時期的編年大事記。皇帝死后，嗣位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實錄，以為修史的依據。寶訓，是皇帝統治時期的言論詔諭，也是修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位列“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便是清人依據明朝的實錄和寶訓修成的。
明朝各朝實錄規模都很龐大。記憶中，大學圖書館有這套書的影印本，雖然經過了技術處理，仍占據了大半個書架。上學的時候，有幸曾在老師的指導下，讀過《明神宗實錄》中的幾卷，其措辭之謹慎，記事之詳細，至今記憶猶新。
能讓史臣付出這么多努力修撰，足以表明，實錄和寶訓在各朝享受的就是“正史”的地位。正因為此，它們需要重點保護。不過，在明朝中前期，實錄和寶訓并沒有和其他資料分開。太祖的時候，它們被藏在了南京的大本堂、文淵閣，后來成祖遷都北京，文淵閣成為了大學士議政之所，實錄和寶訓被放到閣東的五間房屋貯藏。一直到孝宗弘治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改變，明廷有了興建皇史宬的動議。
弘治時期，此前各朝的實錄和寶訓數量已頗為可觀。比如說，《太祖實錄》就有二百五十冊，《寶訓》十五冊；《英宗實錄》則有三百六十一冊，《寶訓》十二冊。這些實錄和寶訓都收藏在內閣，而且只有一部，別無他本，一旦遇到災難，后果不堪設想。
為了保護這些珍貴的史料，大學士丘濬在弘治五年，建議為累朝的實錄和寶訓設立專藏，并就建筑地點、材料、庋藏工具等提出了較為詳盡的設想。他上書道:“自古帝王藏國史于金匱石室之中，蓋以金石之為物堅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捍挌水火，使不為患。有天下者斷石以為室，錮金以為匱，凡國家有秘密之記、精微之言，與凡典章事跡可以貽謀傳遠者，莫不存貯其中，以防意外之虞。”
丘濬認為，自古以來國家重要的檔案都放在金匱石室里，相對于土木材料而言，金石更加堅固，可防潮防火，長久保存檔案。他向弘治帝建議，為穩妥保存國家重要文獻檔案，應該在紫禁城內建造一座磚石材料的建筑，把檔案放入金質的柜子里，再把柜子放到該建筑內。同時，他還建議該建筑的選址地點為文淵閣附近。
讓人遺憾的是，孝宗對于丘濬的想法雖然表示了贊許，但是只是部分采納。至于為何沒有全部被采納，由于資料的匱乏，我們不得而知。一直到世宗朝，丘濬的想法才得以實現。
世宗之所以如此，其原因主要是皇家宮殿多次遭受火災。根據《明史》記載，從弘治到嘉靖年間，火災屢屢發生。嘉靖元年正月己未，清寧宮后三小宮發生火災；嘉靖四年三月壬午夜晚，仁壽宮發生火災，玉德、安喜、景福等宮殿被焚毀；嘉靖八年十月，大內所房發生火災；嘉靖十年正月，大內東偏發生火災；嘉靖十年四月，兵工二部公廨發生火災，且燒掉了大量文籍。
火災頻發，引發了世宗的警惕。為了防止訓錄被毀，繼位不久，便詔諭內閣，稱祖宗的神御像、寶訓、實錄，宜有尊崇之所；訓錄宜再以堅楮書，一總作石匱藏之。建造神御閣于南內重華殿西。世宗親臨定制如南京齋宮，內外用磚石團甃。閣上奉御容，閣下藏訓錄。因為石匱夏季容易潮濕，故改制銅匣。議定之后，于嘉靖十三年七月，開始了建造工作。
建造過程中，世宗改神御閣為皇史宬。歷經兩年整，皇史宬于嘉靖十五年七月竣工。
皇史宬的規制，宏大敞亮，龍閣崔巍，四周上下純用石甃，不假寸木；主殿坐北朝南，通體基本上可以稱為石屋。其臺基、墻壁均由磚石砌成，門窗、梁坊和斗拱等傳統上應該用木料的地方用的也是仿木石料。整個建筑與裝具設計完美，功能齊全，華貴耐用，既能防火、防潮、防蟲、防霉，又冬暖夏涼，溫度相對穩定，極宜保存檔案文獻。
新修好的皇史宬，除了收藏累朝訓錄之外，還藏有《永樂大典》副本。嘉靖三十六年，宮內失火，藏有《永樂大典》的文樓文淵閣遭到了焚毀。經明世宗督促，總算幸免于難。嘉靖四十一年，明世宗命將孤本《永樂大典》摹寫一副本，于隆慶元年謄錄完畢。正本貯于文淵閣，副本藏于皇史宬。以《大典》之重要，也足見皇史宬之受重視的程度。
皇史宬毀于明末的戰亂。李自成農民起義軍山海關之戰失利，出離北京時，發炮放火，焚燒了皇宮。火災過后，只有太廟和武英殿尚存，皇史宬在這場浩劫中也沒有幸免。像《明熹宗實錄》，便毀于此難。這對晚明歷史的研究，是個重要的打擊。
清朝入關之后，皇史宬大體上按明制復建，只是將門額的字做了改變，改成了左漢右滿兩種文字合璧。清代除了在皇史宬保存實錄、圣訓和玉牒之外，還另貯《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等，以及107顆將軍印信，兩側配殿還保存過內閣題本的副本。
另外，主殿內石臺的布局有所調整。第一次是將明代的20座小石臺改建成了前后兩座較大的石臺。到了嘉慶年間，又將兩座石臺改筑為一座大石臺，這就是現在能看到的石臺。這樣改建完畢后，石臺上就能夠容納更多的金匱了。
有意思的是，咸豐去世后，在擺放他的實錄和圣訓時，卻發現石臺就剩下兩個空閑的金匱了，如果不對現有檔案進行歸并，咸豐帝的二十個金匱檔案沒有地方擺放，于是同治皇帝將乾隆、嘉慶、道光三位皇帝的實錄金匱進行了歸并，這才最終將咸豐帝的實錄圣訓放進去。同樣在擺放同治帝的檔案時，光緒皇帝再次對已有金匱進行了歸并。
清朝政府被推翻后，皇史宬最初仍歸溥儀小朝廷的內務府管理；1925年溥儀出宮，皇史宬由北平故宮博物院接管；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市政府把皇史宬列為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55年成立國家檔案局，皇史宬移交檔案局管理；自1956年起，國家陸續撥巨款對皇史宬進行了多次修繕；1982年，皇史宬又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皇史宬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但是對其保護一直比較滯后。堂堂國家級別的檔案館的南院，竟然成為了居民的大雜院。幸好，當地政府沒有任由這個問題繼續發展，借著北京中軸線申遺的東風，北京對皇史宬的違建進行了整治。此后，又經故宮博物院進行專業修復，還原了古建風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