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現為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寫作中心主任。首位中國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他是數十年筆耕不輟的作家，也是努力提攜后輩的教師。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對公益事業傾注心血的慈善家。他用文學構建虛擬世界，也關心真實世界中的人和事。他依然保有創作沖動，也保持著與年輕人交流的熱情。他從不故步自封，始終對世界秉持開放和好奇，用自己的行動讓文學始終保持鮮活。

周二上午，“兩塊磚墨訊”公眾號發出最新一條推送。莫言隔段時間就瞅一下手機，四個多小時后，閱讀量跳到“10 萬+”。莫言笑了。現在，在書店里不太能常見到莫言新寫的書，但他的創作依然勤奮，只不過挪到了公眾號里，用書法和詩詞，半天就能抵達十萬以上的受眾。

“這也是種創作。”2023年11月一天下午，莫言在北京城西的工作室里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道。平常，他在這里寫毛筆字，處理與公益有關的事務。這天晚上，他要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看話劇《靜靜的頓河》，這部話劇有著超長的八小時長度，連演兩個晚上，每晚四小時。

《靜靜的頓河》是他鐘愛的文學經典，戰爭題材也是這位軍旅出身的作家的情結，正是以一種嶄新筆法和文學質地創作的抗日戰爭題材小說《紅高粱》，在1980年代中后期，一舉將他推向國際文學界的視野之中。隨后，他的筆頭疾駛了二十多年，描摹中國歷史和現實的癲狂與荒誕，奮斗與成功。

2012年，莫言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籍作家，當年年輕的諾獎得主，今年68歲。他說起話來滔滔不絕，偶爾靈光一現，會賜給對方一個絕妙的比喻。“我跟他們（青年學生），都在煤礦的同一個工作面上，”他突然興奮起來，眼睛亮了，笑容在整張臉上暈開，你能偷窺到一個作家在寫作中取悅到自己時的狀態，“大家都在采煤，都得往前掘進。”

掌燈者

莫言當起了老師。2013年，他兼職擔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任，那是他的母校。2018年從中國藝術研究院退休以后，他全職回到北師大，將更多精力投入教育，現在他帶著五個博士生。他的同事包括余華、蘇童、西川、歐陽江河、張清華。

在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莫言與余華等同事辦起了“名師寫作指導工作坊”，請來一群頂級作家和文學刊物主編，現場為學生的小說和詩歌改稿。將近四十年前，三十歲門檻上的莫言寫出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卜》，當時他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上學，剛剛在河北地方文學期刊上發表過幾篇小說，還是個無名小卒，但文學界卻因為這篇小說召開了兩次研討會。一次是軍藝文學系主任徐懷中主持，一次由《中國作家》主編、作協領導人馮牧主持，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輩。現在，他也成了前輩，為年輕人搭臺、掌燈。

莫言也寫起了戲劇。2023年，他久違地出了一本新書，不是小說，是劇本。2022年春節前后，北京人藝老院長張和平和時任院長任鳴拜訪莫言，對他說，該給我們寫戲了吧？很久之前，莫言就對他說過一個構思，想寫一個外逃貪官故事。

“今后至少會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戲劇創作中吧。”莫言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起他計劃中的轉向。他曾在莎士比亞的銅像前發誓，要盡余生之力成為一個劇作家。一個玩笑的版本是，他對同行的余華和蘇童說，這樣我就能跟你們區分開了，我將成為劇作家，而你們，寫小說的。

他做公益，捐出稿費125萬元后，又寫“百福”拍賣，籌款千萬治療西部地區的患先心病兒童。他辦公眾號，跟年輕人互動，熟練使用網絡梗和表情包。他上綜藝，見老朋友，貢獻段子。他游山玩水，每到一處就寫詩、寫字。他辦書法展、繼續出書，內容是書法和詩歌。朋友和網友指出他書法中的錯誤——多與繁體字有關——他會認真地認錯，寫一篇“檢討”：“我保證再也不會重復這個錯誤了。”

獲得諾獎第十一年，文學不再是唯一重要的事了。

小小的委屈

諾獎之后的這些年，莫言經歷了什么，與其聽他講，不如看他自己是怎么寫的。2012年之后，他的小說新作只在2020年結集出版過一本中短篇集《晚熟的人》。小說集的十二篇小說中有四篇寫于獲獎前，其余都是獲獎后的新作。獲獎作家這個角色不止一次出現在故事里，虛虛實實。

《晚熟的人》這篇同名小說里，“我”獲得大獎后榮歸故里，小說《黃玉米》——誰會不聯想到《紅高粱》呢——被改成大熱的電視劇，故鄉成了旅游目的地，故居也開發成景點。發小蔣天下殷勤地鞍前馬后，希望作家為他開發的旅游景區站臺。圍繞作家還鄉，形形色色的人上演著荒唐鬧劇——這一切和莫言的經歷是多么相像。

《晚熟的人》里，莫言寫道，繼續做個晚熟的人吧。所謂晚熟，是對世故和功利保持一定距離。但在他的小說里，始終有對平民一以貫之的悲憫。

沾光者有之，詆毀者亦有之。

莫言獲得諾獎之后，有人又找出《豐乳肥臀》里的情節說，上官金童是一個瑞典傳教士和中國女人生下的混血兒，你看，他為了獲得瑞典人頒發的諾獎，早在1995年就別有用心向他們示好。事實是，最早來到膠東半島的傳教士，瑞典人就是最多的，這是史實。對作家的詆毀很多時候就是如此令人啼笑皆非。

對于讀者的誤會，他很坦然。“你明明是要歌頌，他認為你在批判；明明是愛之深、痛之切的一種批評，他認為你是在故意抹黑。沒必要解釋，這與年齡、出身、立場、都有關系，剛開始會感覺到很委屈，后來慢慢就習以為常了。”

但一些刻意的中傷和攻擊，他做不到全然無視。面對攻擊和批評，莫言從不公開反擊，但他會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回應。比如，他在2019年發表詩體小說《餃子歌》，塑造了一位文學教授侯教授和作家老莫，學生轉述侯教授對老莫難聽的批評：“侯教授用兩節課的時間/與我們討論老莫那張/有損國格的丑臉。”

“是因為我得了諾獎，火力就全部集中到我身上了。我替大家來擋槍擋箭，這是我的光榮。”他說，“也許等待下一個獲得諾獎的中國作家出現，我就解脫了。”

但畢竟是凡人之軀。有一次學生焦典去莫言辦公室，莫言突然跟她說，我們這么多年的朋友，我不知道他為什么要造謠誣陷。一位文學圈內人對莫言剛剛發起了編故事式的批評。那一刻，焦典感到心酸，“人并不是老了，就不受傷害了，也不會因為成功了，就不受傷害了。傷害永遠是傷害。”

見到莫言之前，焦典根據他排山倒海的文字風格猜想，這應該是個很熱情的人吧。熟識之后，她發現莫言雖然親切，總是問她吃得好不好、最近在玩些什么，但讓她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沉默。有一年，她獲得了一個非常難得的獎學金，興奮地去跟莫言分享，老師回復她：保持淡定，自己偷著樂就行了。有人問她，你從老師那里學到最多的是什么，她回答，少說話。

沉默的莫言有著自己的堅定。“在攻擊莫言這方面，兩群本來是水火不相容的人，竟然成了戰友，這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也是讓我得意的地方。如果他們開始共同贊揚我，那我確實要反思，我是不是出了什么問題了。”

“我寫《酒國》，用‘人吃人’的對腐敗現象進行了象征性的嘲諷和批判。后來有人說我不敢寫這個那個，我只能苦笑三聲，我寫反腐敗小說的時候，你們在干什么？”《酒國》是莫言寫于80年代末的長篇小說，因為題材尖銳，很多刊物和出版社不敢接手，1993年才正式出版。“到現在，為了我當時寫作的勇氣，我也應該肯定我自己。”他稍微平復了下語氣。

現實與想象

改革開放之后，莫言這一代作家進入文壇時，文學從單調的框框里一躍而出，眼花繚亂的世界當代文學也翻譯進來，然而，中國的文學并沒有離開外力與外部的現實環境。有時是對外力的順從，有時是叛逆，叛逆有時會帶來災難，有時又會帶來榮耀。潮起潮落，難以預測。莫言叛逆，卻大致順遂。

在《蛙》里，他直面計劃生育政策，呈現政策造成的過失和矛盾。這本小說為他帶來了茅盾文學獎。在最新的劇本《鱷魚》里，他將筆伸向反貪。

爭議最多的莫過于《豐乳肥臀》。《豐乳肥臀》寫于1995年春節過后，母親剛剛去世，心潮翻涌之下，他在老家土坯的舊屋里鋪開稿紙。83天，他奇跡般地寫完九百多張稿紙，將近五十萬字。寫作時只是以《豐乳肥臀》為暫定名，但停筆的那一刻，他知道書名非此不可了。而在90年代的中國，如此具有身體暗示的名字是頗有沖擊力的，批判紛至沓來。

最讓莫言無奈的，是有些人將書中人物與莫言家人畫上等號，展開辱罵。“如果是無知，當然可以原諒，但這些人其實都深知小說與現實的辯證關系，但他們依然那樣罵并誘導著很多人跟著他們罵。”

多年以后，有人翻出《豐乳肥臀》，稱贊莫言為女性主義作家，這是他寫小說時從未想到過的，那時他也沒聽說過這個術語。“寫作的時候，根本沒意識到小說里包含著這樣一個問題，但后來當這個問題被廣泛關注，人們就順便關注到了小說里的剖析，這是作家寫作最好的狀態。”莫言有些得意地說。

他通過小說呈現了一個人盡皆知但習以為常的殘酷真相：在封建時代，中國的婦女是苦難深重受壓迫的群體。

他看到了中國底層殘酷的現實：面對生命和生存，道德是沒有力量的。他的小說里，寫滿了兩個沉重的字：生存。

小學五年級時，學校停課，莫言輟學，務農將近十年。他長時間地獨自放牧，在藍天白云的原野之上，與牛相處一整天。孤獨無聊的日子迫使一個饑餓的孩子制造想象和幻覺以尋求出口，聽來的神鬼故事冒出來供他咂摸，并投射在眼前的草木和動物身上。后來，貧瘠中練就的想象力成為他最擅長的勞動工具，小說里常常出現一個處于幻覺之中的小孩，都有他自己的影子。“莫言的想象，”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說，“飛越于整個人類的存在狀態之上。”

等待一個時刻

獲諾獎之后那幾年，莫言身不由己，“每十個邀請接受一個也忙不過來”。差不多用了五年時間，“朋友的活動該參加也參加了，該說的話也都說了”，他終于有時間回到高密，拿出以前的短篇草稿，刪刪改改，收拾整齊，《晚熟的人》里的大半篇目都改定于2017年夏天的一小段時間。

從獲獎五年后重新發表作品以來，莫言的作品序列里增加了中短篇小說、戲劇、詩歌……他宣布要轉型為劇作家，大量寫作和發表詩歌，唯獨在令他獲得最高聲譽的體裁上，遲遲沒有動靜。網上有人揶揄，你的偶像馬爾克斯可以在獲獎之后寫出《霍亂時期的愛情》，你呢？這個問題，莫言不是沒問過自己。

實際上，提筆再宣泄出一部洋洋灑灑的長篇，沖動常常在他心里翻涌。雖然他有意為自己“辯解”，時常給讀者潑冷水說，作品的質量不取決于長短，長篇并非衡量作家的最高標準。但是他也希望，至少再寫一部比較好的長篇小說。

“我要是再寫一部長篇，我也可以說是為讀者寫的，”莫言笑了笑，在藤椅里換了個姿勢，“但說到底，還是為了我自己。”

很多年來，莫言就有創作一篇戰爭題材長篇小說的沖動。早在他和余華擠在魯迅文學院宿舍樓當室友時，就萌發了這個想法。從他21歲參軍直到退役，他在軍中服役了22年，總有想為這段人生作個交代的夙愿。可以確定的是，那不會是另一本《靜靜的頓河》或《戰爭與和平》，他不會以人們見過的形式去寫這本可能會存在的戰爭小說。

家里的書桌上堆了很多筆記本，想起什么，夢到什么，就拿起筆記一點。他從來不像上班一樣每天寫固定的字數，他的寫作速度是出了名的快，年輕時，他像個被記憶和想象驅動的狂暴機器，碾壓過黑夜，一個通宵就能變出一個短篇。如今的寫作依然是突擊式的，寫《鱷魚》，有時一天三五千字，沒感覺時一字不寫。

他比以前慎重多了，不再追求數量，不是非寫不可。他的熱情依然在于小說的形式。這幾年手機玩得多，他想著能不能用網絡跟帖的形式，跟出一部長篇小說？沒過多久又否定了自己：“可以用跟帖跟出一個長篇，可以用注解注出一部長篇，但也就是雕蟲小技罷了，不是非這樣就不行。可能最終，還是用老老實實的方式去寫吧。”

作家正面臨新的時代境況，但莫言不打算改變了。莫言也讓學生用AI為余華寫過一篇頒獎詞，他拿著去會上念了念，沒人看得出來，但他清楚，“沒一句是有價值的。”他對創造力依然自信，如果AI模仿他，只會逼著他產生新的想法，讓機器人跟不上。

他的一個堅定觀點是，作家要為本民族語言的發展作出努力。不論是《酒國》中用書信、小說、小說嵌套的小說搭建起的多聲部、多視角復調結構，還是《生死疲勞》中以驢、牛、豬、狗、猴、人六重視角展開的敘述，或者《蛙》中以書信與戲劇合成小說，都是他對形式的探索。講故事的人，不用尋常語調。

他在等待一個觸發點。莫言最優秀的小說，在精神土壤里深埋醞釀，但需要一個偶發因素激活。譬如母親去世帶來的強烈情感波動，刺激他將對封建社會女性命運的感受寫成《豐乳肥臀》；而在一個寺廟里見到六道輪回壁畫，使得他對一個在集體經濟時代堅持單干、對抗潮流的老農民的記憶瓜熟蒂落，以六道輪回的架構寫出《生死疲勞》。

“現在，還是需要這樣一個時刻。”莫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