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拙著《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為對象分析》出版。15年來，盡管學術界內外的肯定以及較高的引用率給我很大的鼓勵，但我一直保持一種謙卑的自醒——現代化、制度變遷、轉型期、農民（中國農民）、政治參與、治理方式的變革（社會治理權分散）等主題，在過去近20年的時間里一直是很容易引起大家有興致說說的公共話題，我無非是有一個做博士論文的契機，通過提出“非制度政治參與”這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較早整合這些話題，較為系統地進行了專門研究而已。
在過去的15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科學領域無論研究主題還是研究方法都發生了重要變化。不曾想到的是，聽學界朋友說，拙著的影響還波及社會學、法學、歷史學等相關學科以及方興未艾的互聯網研究等諸多領域。當聽說國際出版商施普林格將拙著作為中國政治學研究代表性的經典著作而計劃出版英文版時，我不得不轉換身份，以一個讀者審視的眼光從頭到尾認真讀完這本書。畢竟，再理智的人，以作者的身份同以讀者的身份讀一本書，心中的期待和所經歷的情感體驗也常常是很不一樣的。
站在作者的立場上，學必期于用，用必適于地。任何一個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被接受、被運用，而且用得其所、適得其所，達到學、用、地三者的完美統一。在寫作過程中，我曾擔心從政治學角度觸及古老而現實、復雜且敏感的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是否會因本人對農村和農民的深厚感情而使這一研究偏離理性。經過公開出版以來的社會檢驗，這種擔心的問號已然變成了感嘆號——這應是一項由情感所激發的理性的研究。這是值得高興的。
站在讀者的立場上，大道至簡。大道至簡是中國傳統哲學的追求，簡單而言就是用一兩句話清晰地闡釋和表達一些深奧的大道理，在很大程度上契合現代科學研究包括社會科學研究所推崇的理論的簡潔之美。當然，這并不是說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目的只有“大道至簡”這么簡單，衍化成繁即對人的行為的實質特征進行描述、說明和解釋，也很重要。大道至簡，并不排斥對經驗現象進行準確和具體有時甚至是瑣細的描述。事實上，理論的抽象概括離不開有關經驗現象的準確描述。
無論抽象的理論概括，還是細致的經驗現象描述，都需要具有一定抽象和概括意義的概念。在社會科學領域，嚴謹規范的概念是構建學術思想體系大廈的基石，也是分析日常生活中諸多經驗現象的重要工具。同建立并驗證普遍概括一樣，把復雜而具體的現象抽象化、概念化，進而把概念規范化，都是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任務。社會科學研究中一個概念的提出還有助于達成其他方面的諸多任務或目標；或者說，社會科學研究還有其他許多同樣需要解決的任務或目標，比如新的思維模式的培育與舊的思維模式的變革、方法論的探索與創新等。一項優秀的社會科學研究，在概念提煉、經驗現象描述、思維方式變革、方法論創新等方面往往表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這帶給我們一個啟示：正是一些核心概念提示了考察社會生活的不同視角和路徑，也規范著展開研究的具體方法和步驟。
（本文為作者所著《非制度政治參與》英文版的自序，發表時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