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羅·威爾遜
生于美國弗吉尼亞州，1883年畢業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1902年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1909年當選新澤西州州長。1912年當選美國總統，后成功連任。191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
1918年10月的一天，時任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寫信給密西西比州參議員威廉姆斯，強調“如果不是我的秘書因流感請假，我本會早于10月14日答復您的”。當時，西班牙流感正席卷美國，白宮的工作人員也開始“中招”。
這場流感在全球范圍內感染了約5億人，占當時全球人口的1/3，并造成約2000萬至500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約67.5萬美國人。1918年，美國的人均壽命因此降低了10年以上。但西班牙流感這個名稱實在是種誤導：歷史學家莎拉·弗林說，并沒有證據表明它暴發于西班牙。只是由于西班牙人的大量感染，包括西班牙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也病倒了，它就被稱為西班牙流感。
美國歷史學家約翰·巴里的研究則發現，西班牙流感很可能起于美國。由于美國官員包括威爾遜總統的失誤，放任了這種流感肆虐世界。從這一點上說，稱之為美國流感，似乎更為恰當。
有人“吹哨”無人聽
堪薩斯州的哈斯科爾縣位于該州的西南角，靠近俄克拉荷馬州和科羅拉多州，地處美國中西部大草原上。1918年，那里偏僻貧困，草房子很常見。當地農民養了不少豬，同時這個縣也位于候鳥遷徙的主要通道上，棲息著17種鳥類，其中包括沙丘鶴和野鴨。如今科學家們知道，禽流感病毒可以傳染到豬身上，發生變異后成為對人致命的病毒。這可能就是西班牙流感病毒的起源。
1918年1月，哈斯科爾縣暴發了嚴重的流感。當地報紙如此記載：“阿爾斯汀得了肺炎，林德曼仍病得很重，黑瑟的三個孩子患了肺炎，考克斯非常虛弱……好像大多數人都得了肺炎。”當年流感暴發還不是必須報告的情況，但有個叫米納的醫生覺得情況嚴重，主動報告了美國公共衛生局。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份記錄流感異常情況的報告，但他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西班牙流感疫情期間，戴口罩的美軍部隊冒雨在大街上行軍。
如果疫情僅限制在哈斯科爾縣，問題可能并不嚴重。不幸的是，威爾遜在一年前宣布美國參加一戰，此刻正招兵買馬。軍人的集結和派遣，成為疫情蔓延的溫床。
1918年3月，幾名感染了病毒的哈斯科爾男子來到堪薩斯州的弗斯頓新兵訓練營受訓，其中有個叫阿爾伯特的農夫被派往后廚，為士兵們分派食物。在弗斯頓受訓的新兵多達5.6萬人。3月4日，第一名患病士兵出現了。兩個星期內，1100名士兵被送進醫院，還有成千上萬的軍人患病，38人死亡。弗斯頓軍營不得不單獨騰出一座營房用作病房。被感染的士兵又將流感病毒從弗斯頓帶到了其他軍營，當時美國36個大軍營有24個暴發了疫情。隨著美軍士兵被裝進綽號“浮動棺材”的運兵船送往歐洲，疫情越過了大西洋。
白宮的羊也病倒了
直到此時，疫情仍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主要是因為當時雖然有大量的人被感染，但死亡者不多。英國艦隊的醫生在1918年5月和6月診治了10313名水手，只有4人死亡。當年4月，法軍也有士兵被感染，但軍方視之為“三日熱”。包括美國在內的交戰國新聞界受到戰時管制，為避免影響軍心，都對疫情輕描淡寫。當疫情蔓延到西班牙時，這個中立國的新聞界才對這種疾病進行了詳盡報道，最終換回了“西班牙流感”這個名稱。
其實，一些醫務人員當時已感覺疫情并不那么簡單。比如，當時死亡的人雖然很少，但通常是健康的年輕人，這些人以往死于流感的概率很低。在有些地方，疫情已經顯示出兇險的一面。比如，一支有1018人的法軍部隊中，688人住院，49人死亡。此外，第一撥疫情中的一些案例被忽視，是因為它們被誤診為腦膜炎。芝加哥一位病理學家觀察到病人肺部組織中充滿液體，有大量出血，曾擔心地詢問同行這是否意味著“一種新疾病”。
當時，有顧問向威爾遜總統提出了警告，但未獲采納。威爾遜和軍方考慮的都是如何打贏戰爭，寧可用一船船的新兵去填補病倒軍人留下的“坑”，也不愿啟動大規模的防疫。當年7月，法軍從美軍處收到的醫學通報稱：“流行病即將結束，且一直是溫和的。”一份英國醫學雜志更宣稱流感“已完全消失。”然而，當年8月疫情就在瑞士大暴發。一名美國海軍情報官在一份絕密報告中警告華盛頓：“這種疾病現在在整個瑞士流行，被稱為黑死病，實際就是西班牙流感。”
疫情很快就糊弄不下去了。9月7日，一名美軍士兵被診斷為腦膜炎。第二天，他的12名同伴也被診斷為腦膜炎。隨著一大批“腦膜炎”涌現軍營，醫生將診斷改為流感。美國陸軍終于報告：“流感正在爆炸式發生。”
白宮為戰爭籌款而養的綿羊，有兩只也被感染。 疫情很快越出軍營。到10月，白宮也“淪陷”了。當時的第一夫人伊迪絲一天中給華盛頓的女病人送出了1000枝玫瑰花，祝愿她們早日康復。但不久后，連她放養在白宮草坪上、用于為戰爭籌款的兩只綿羊也得了西班牙流感，被送進了獸醫院。
總統染病也撒謊
疫情如此嚴重，美國政府難辭其咎。
醫護人員在救治病患。
威爾遜（前排右二）為鼓舞士氣，打著美國國旗參加游行。 首先，威爾遜拍板參加一戰，導致當時45歲以下的醫生有近半數應征入伍，多數是最好的醫生。這導致了疫情暴發后醫療力量不足。疫情高峰期，1天就有1543名士兵患病，醫生、護士也大批病倒，醫院無論如何都不肯接受新患者，數以千計的軍人病死于軍營。有的醫院一天死亡上百人，很快棺材不夠用了，尸體堆積起來。
更致命的是威爾遜政府為政治目的而采取了隱瞞真相的政策。美國參戰時，威爾遜提出要把“殘酷的野蠻精神融入國民生活的根基”。他成立了公共信息審查委員會，敦促國會通過了《煽動叛亂法》，對發布所謂“不忠”言論者可判處長達20年監禁。政府還鼓勵人們向司法部檢舉“散布悲觀故事或貶低我們戰爭努力的人”。
在這種氛圍下，當西班牙流感開始席卷美國時，打著“保持士氣”的幌子明哲保身的公共衛生官員們開始比賽撒謊。一艘軍艦將病毒帶到了費城，造成疫情在海軍碼頭暴發，主管該市公共衛生的官員克魯森拍著胸脯說：“疾病將被限制在目前的范圍內。沒有出現死亡，不用擔心。”第二天，兩名水手死了，克魯森又說，他們死于“老式流感”而不是西班牙流感。他的同僚宣布：“從現在開始，病例將減少。”第三天，死了14名水手，還有第一名平民喪生。疫情每日都在加速，但報紙上每天都向讀者保證沒有危險。克魯森還大言不慚地說自己將“遏制疫情于萌芽”。1918年9月26日，西班牙流感已在全美蔓延。費城原定于9月28日舉行一次大型游行，醫生敦促克魯森取消游行，擔心擁擠場面會擴大疫情。他們說服記者撰寫了關于疫情嚴重性的報道，但編輯拒絕發表，也拒絕刊登醫生們的公開信。游行如期進行。
西班牙流感的潛伏期為兩到三天。兩天后，克魯森承認有疫情發生，但仍說不必驚慌。當時的費城媒體還在刊登《科學護理阻止疫情》之類的文章，但疫情已經瞞不住了。在3100個要求派護士的緊急請求中，只有193個得到回應。最糟糕的時候，費城一天內病死759人。6個星期內，將近1.2萬費城人死去。
這種情況在全美各地上演。時任美國衛生總監布魯說：“只要采取預防措施，無需發出警報。”洛杉磯公共衛生主管也這樣說。紐約的公共衛生主管則宣布，當地大多數流感病人患上的是“其他支氣管疾病而不是西班牙流感”。人們驚慌失措，因為得不到幫助，也由此對政府的要求變得冷漠。當費城緊急援助部門官員懇求民眾暫時收養父母病死的孩子時，幾乎沒人回應。
1918年11月，一戰停火。1919年1月，巴黎和會開始。在跨大西洋航行中，威爾遜的多名工作人員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他的長女瑪格麗特也在去布魯塞爾旅行時病倒，被隔離在美國使館。當年4月，威爾遜的醫生格雷森寫信給朋友，透露“過去的兩個星期我過得很苦，總統突然因（西班牙）流感而病倒”。但他對新聞界說，威爾遜只是因巴黎寒冷多雨的天氣而感冒。他向《紐約時報》記者保證威爾遜將迅速康復，實際上威爾遜躺在病床上，幾乎無法講話或站立。幸好威爾遜最終還是康復了。
此前，時任海軍部部長助理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也在法國之旅中患了西班牙流感。在他乘坐的“利維坦號”輪船上，1/6的人都被感染。輪船抵達紐約后，他被人用擔架抬下船，用救護車送回家休養。所幸他也康復了，否則美國就將少一位二戰中領導國家的總統。
西班牙流感讓40%的美國海軍軍人和36%的陸軍軍人染病，死于此病的軍人比死于一戰戰場的更多。這場抗疫戰爭，威爾遜輸得挺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