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是機構還是個人，對新的惠民政策總是充滿期待。這樣的樸素愿望，既符合基本的人性訴求，也符合政策制定的目的。在目的和結果之間，往往隔著一段距離，惠民政策的紅利兌現，需要貫徹政策者善于探究新規落地所需的主客觀條件。善行者出發得越早，越能及早享受到政策新規的紅利。
符合特病單議申訴條件的病例類型較多。醫院更傾向于給ICU病人、給超額更大的病例，予以特病單議申報，這樣醫院挽回虧損的空間更大。北方某醫院醫保科科長坦言，對于不同科室的特病單議申報情況，實難做到“一視同仁”。（第一財經8月23日報道）
涉及公眾切身利益的話題，一旦被媒體揭示出來，自然是網絡輿論場公共討論的話題。
在網絡討論中，在討論有了“特病單議”，為何醫院仍不敢收治復雜病人這個新難題時，在大多數網友看來，遇到一個這樣的患者，醫生“還要寫一大堆申請材料，醫保還未必批準”，這不是“自己給自己找事”嗎？他們希望別“讓醫生把精力耗在算賬上”。當然，也有網友覺得如果“醫生怕擔責任，怕惹麻煩，這是最大的悲哀”。
一項新的醫改新規要從理念變成實踐，在實施的初期階段，作為“第二自然”的理念與醫療實踐這個“第一自然”不會直接“無縫對接”，相反，需要醫保部門和醫療機構以及醫生職業群體共同探索兩個“自然”之間的銜接之策。
面對“特病單議”醫療實踐中新問題，所有與這項新規有關的機構和個人都應做實踐方面的“善行者”，能夠善于反思問題，深化醫改需要積極尋找解決新問題的辦法。
從網絡輿論的反應看，網友們把目光主要聚焦在醫生群體的苦衷。其實，醫生的苦衷只是問題的表象。要讓“特病單議”的醫改理念實現效果的最大化，恐怕要對“特病單議”紅利的供給側進行探索，找到阻礙醫生踐行新醫改理念的癥結所在。
醫者向善，相信每一個選擇以醫療衛生為業的人，都天然的憐憫自己的病人，不忍心看到他們因此受累遭罪，希望自己的患者早日痊愈。正是這樣的道德意向，讓醫生職業群體成為最受社會尊重的對象之一。
醫生不是不知道“特病單議”醫改新規對患者的益處，他們為復雜病人申請“特病單議”的積極性不高，歸根結底在于這樣的政策紅利暫時在醫院內部還屬于“稀缺資源”。假如醫療機構的“特病單議”指標充裕，相信每個醫者都不會不替自己的病人著想。要讓醫生敢為復雜病人謀福利，醫療機構這方面的指標應該大體夠用。
要增加醫生為復雜病人申請“特病單議”的積極性，需要醫保部門加大對“特病單議”指標的供應規模。當“特病單議”的“蛋糕”與醫療實踐的實際需求大抵持平，相信醫生就不至于擔心填寫一堆表格到頭來很可能“竹籃打水一場空”了。
所有的改革都是社會資源的再分配，醫療領域的改革也是如此。當代社會，人類疾病的種類和疾病治療的難度并沒因為科技進步呈現下降趨勢。面對新的疾病，國家投入的財力物力在增加，醫療供給側的“蛋糕”整體上在增長。一個時期國家用于醫療衛生的經費額度受限，所有的醫改措施實際上都涉及醫療資源的再分配。
“特病單議”惠及的群體是身患復雜疾病的患者，治療復雜疾病的費用高昂，“特病單議”政策的理念設計，就是讓復雜病人享受到醫保政策紅利。這樣的理念很好，在分配給醫療機構的“特病單議”指標有限時，醫療機構內部的指標使用，必然涉及醫療機構的切身利益。正如網友所說，“特病單議雖好，但醫院也得吃飯，不能光讓馬兒跑不讓馬吃草啊。”
醫療機構要探索在資源有限時如何科學分配“特病單議”指標的途徑，涉及醫改政策落地的創造性應用問題，既不損害機構利益，又兼顧復雜病人的利益，利益平衡方面的實踐智慧顯得尤為重要。
“特病單議”要實現實踐效果的最大化，最關鍵的環節還在于醫生職業群體愿意幫自己的復雜病人開具申請單。在網絡平臺的跟帖討論中，理解醫生苦衷的聲音居多。的確，如果申請“特病單議”的流程不復雜，成功的概率大，哪個醫生不愿意行“贈人玫瑰”之事呢？
要讓醫生“手留余香”，未必是增加醫生的時間成本，恐怕是打造“特病單議”的申請流程，通過探索院內的專業分工，簡化申報流程，或者新增申請此類手續的工位，讓醫生多干治病的本職工作，而不是把他們“卷”進填寫表格的鏈條上。如果申報的流程復雜，醫生的時間成本太大，客觀需要醫保部門和醫療機構共同探索申報流程的簡化之策，不要等著大夫替病人寫申請材料。
“特病單議”來了，醫保部門、醫療機構和醫生要關心這項醫改新規的實踐應用，善于探索新規惠民的有效辦法，當復雜病人群體真正感受到醫改新規的溫暖之時，新規和實踐的“溫差”也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