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泰戈爾訪華，中印文化“雙向奔赴”

編者的話：在前兩期的史?；仨恼轮?，我們回顧了中法友誼信使富爾訪華的故事，重溫美國記者在京接受的“神奇一針”，在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100周年之際，讓我們感受一場中印文化的“雙向奔赴”。1924年，泰戈爾訪華在中印間牽起文化交流的紐帶，他在中國演講時說：“希望通過這次訪問，中國更接近印度，印度更接近中國——不是出于政治或商業目的，而是為了無私的人類之愛。”

一場思想和行動上的“雙向奔赴”

中國與印度都擁有燦爛的文明，雙方文化方面的交往源遠流長，然而近代兩國都遭受了西方殖民統治的壓迫，中印交流往來一度中斷……20世紀初期，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災難，促使人們對西方文明深刻反思。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方文化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重視。

泰戈爾是印度文化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作品在世界影響甚廣，也深深吸引了中國的知識分子。1915年，陳獨秀翻譯泰戈爾的詩歌，在《青年雜志》上刊登《吉檀迦利》的幾首譯詩，拉開泰戈爾詩歌在中國閱讀的序幕。

1920年之后，不少泰戈爾的重要著作有了中譯本，越來越多的人喜愛他的作品。

泰戈爾對中國的熱愛和向往也由來已久，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到訪中國。雖然自幼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學的影響，但泰戈爾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向往、對東方文明的敬仰。他認為，中國“誕生過一些非常有智慧的人物”，還認為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有著許多相似之處，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

20世紀20年代，泰戈爾就曾受到中國文人的邀請訪問中國。1923年，泰戈爾也通過身邊人向中國文壇表達了想要訪問中國的愿望。于是，梁啟超組織的文化團體講學社給泰戈爾發出了一份邀請函。1924年，泰戈爾訪華的消息傳到中華大地，泰戈爾和中國文人的“雙向奔赴”引起巨大關注。

“為求道而來”

1924年4月，泰戈爾乘坐“熱田丸”號輪船抵達上海。他的到來受到中國人的歡迎，徐志摩、張君勱等人前往碼頭迎接。訪華期間，泰戈爾先后會見了蔡元培、胡適等中國名人，游歷中國多個城市，先后在上海、杭州、南京、濟南、北京等地發表幾十場關于印度文化和文明的演講。

4月13日，他在中國進行了第一次演講。泰戈爾強調，他此行的目的是“為求道而來”“猶如一位敬香者，來向中國文化致敬”。在后面的演講中，泰戈爾也多次表達對中印文化交流的期待，認為中印兩國應保持友好關系——“我的朋友們，我來是想請你們重新打開交流的渠道，我希望它仍然存在，盡管長滿了被遺忘的雜草，但仍然有跡可循。”

他在中國演講時說：“希望通過這次訪問，中國更接近印度，印度更接近中國——不是出于政治或商業目的，而是為了無私的人類之愛。”“印度和中國是古老而又親愛的兄弟。”泰戈爾用這些話深深表達他對中印兩國友誼、友好交流的期待。

在泰戈爾訪華期間，北京的行程最引人關注。1924年4月中旬，泰戈爾抵達北京正陽門東車站，梁啟超、蔡元培、胡適等各界人士欣然相迎。在京期間，泰戈爾先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進行演講，并與中國文壇名人進行深入的交流和探討。

演講中，泰戈爾勉勵中國青年要有文化自信，永遠不要忘了自己的文明，不要忘了自己的民族氣節。他對中國人民受列強壓迫的遭遇充滿憤慨，早在19世紀，泰戈爾就寫文章譴責英國殖民者強加給中國的鴉片貿易為“殺人貿易”。

1924年4月，中國報紙曾刊載泰戈爾的一段話：“我想繼續印度以前到中國來的大師所未盡的事業，此種責任，我與中國青年共同負之。”

“竺震旦”與“索西瑪”

泰戈爾還在北京度過了自己的64歲生日，中國友人為他舉辦了祝壽會。徐志摩與林徽因等人同臺演出了劇目《齊德拉》，《齊德拉》是泰戈爾創作的抒情詩劇。

祝壽會上，泰戈爾還收獲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梁啟超在致辭中表示：“今天，我們所敬愛的天竺（印度的別稱）詩人在他所愛的震旦（中國的別稱）過生日，我用極誠懇、極喜悅的心情，將兩個國名聯結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叫‘竺震旦’！”

更有意思的是，因為與泰戈爾的友誼，徐志摩也得到了一個印度名字“索西瑪”，意為“月光寶石”。泰戈爾與梁啟超、徐志摩等人的友誼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訪華期間，泰戈爾與多位中國藝術家交往密切。京劇大師梅蘭芳也與泰戈爾有過互動。泰戈爾十分喜愛中國的傳統戲曲，梅蘭芳就在北京專門為泰戈爾演出了京劇《洛神》。演出結束后，梅蘭芳和泰戈爾不停討論舞臺布置、唱詞唱腔等話題。

據記載，泰戈爾還對這出戲的一處舞臺布景提出修改建議，梅蘭芳欣然采納并在后來的演出中加以修改。

梅蘭芳還和泰戈爾用扇子互相題詞贈送，泰戈爾用毛筆題寫了一首自己創作的孟加拉語詩歌。離開北京時，有人問泰戈爾——是否落下什么東西，他搖搖頭說“除了我的一顆心”。

回到印度之后，泰戈爾積極向印度人民介紹中國的一切，為中印文化后來的交流與合作打下堅實基礎。

當然，泰戈爾訪華的過程也并非一帆風順，當時中國正處于新文化運動時期，一些激進人士認為泰戈爾的思想過于保守，為泰戈爾的中國行發出不一樣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