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曾韻正式成為柏林愛終身圓號首席，適逢樂團演出“柴五”，曾韻完美演出第二樂章著名的圓號獨奏，火遍社交媒體。(02:32)
曾韻剛以柏林愛樂圓號首席身份結束上海之行，一個多月后，他將重返上海，舉辦圓號獨奏音樂會。
2026年1月2日在上海交響音樂廳，曾韻將和發小、鋼琴家韋子健同臺，獻上一場以圓號為主角的新年音樂會，用金色號角召喚新年憧憬。
音樂會的曲目相當有新年畫面感，均由曾韻本人操刀改編。他的獨奏會總是充滿歡笑，他“現掛”模式的即興主持，將為音樂會增添更多節日氣氛。
今年6月，經過不到一年的試用期，曾韻正式成為柏林愛樂終身圓號首席。在這個頂流天團任職，他不敢說自己到了職業天花板，“永遠能發現不足，希望一直保持開放學習心態。”
古典音樂之外，這個26歲的陽光男孩十分接地氣，喜歡聽《帝女花》，還是郭德綱的鐵粉，每天晚上都要聽他的相聲入睡。
曾韻接受記者采訪
【對話】
去了柏林之后，鄉愁反而更濃烈
澎湃新聞：第一次以柏林愛樂圓號首席身份來上海演出，什么感受？
曾韻：所有同事都在說，觀眾的素質直線飆升。以前總會有意外情況，比如手機掉地上，掉得還挺有節奏感，還有咳嗽聲剛好和演出節奏重合。有同事20年前第一次來上海，觀眾席還有塑料袋之類的雜音。這次明顯不一樣，秩序好太多了。
音樂家能感受到這些聲音，突然冒出奇怪的聲音，容易打亂節奏，甚至會被嚇到。不過也能理解，一千多位觀眾，難免有人生病、身體不舒服，頂著烈日或雨天來聽音樂會，偶爾有狀況也正常。柏林其實也一樣，也會有類似情況。
這次來上海時間很緊。第一場演出當天上午，我幫同事找洗衣店，跑到海潮路，淺walk了一下。路上還鬧了笑話，芬蘭同事看到車牌“滬A”，誤以為是“IP A”（注：一種啤酒），我連忙解釋中文左邊表意、右邊表音，三點水的字都跟水有關。芬蘭人聰明又好奇，聽得很認真。
澎湃新聞：元旦這場圓號獨奏音樂會，所有曲目都是你操刀改編的？
曾韻：大家都在過元旦，肯定要選好聽的，但好聽的旋律對演奏技巧的要求更高。上海觀眾很“刁鉆”，不只想聽熱鬧，還想聽深度，畢竟很多人花一兩個小時趕來音樂廳，不會想“傻樂”一趟。所以，曲目既要好聽，又得有內涵。
上半場是西方經典。普羅科菲耶夫《羅密歐與朱麗葉組曲》的改編有過先例，中提琴、長號都改過，圓號為什么不能改呢；還有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歌劇《葉甫根尼·奧涅金》選段、芭蕾舞劇《胡桃夾子》選段；維瓦爾第《D小調協奏曲“威尼斯”》是我從他的三個不同歌劇里摳出來的，很多花腔和抒情部分。
下半場是中西結合。小時候我常跟爸爸去吹堂會，會有《春節序曲》《賽馬》《春江花月夜》這種熱鬧的曲子，還有圣-桑《酒神之舞》。“細糠”聽多了也會累，大家也想聽點輕松的。
我以前只聽交響樂，對中國傳統藝術不了解。去了柏林后，鄉愁反而更濃烈，失去了才懂得珍惜。有一次，冬天天氣不好，心情郁悶，突然聽到有人街頭彈琵琶，我一下子被打動了，聽進去了。從那以后，我經常聽中國傳統音樂，連洗澡都會放，比如粵劇《帝女花》，還有西河大鼓、京劇、川劇，天天聽郭德綱的相聲睡覺。
澎湃新聞：改編的過程順利嗎，持續了多久？
曾韻：很痛苦。我很討厭坐在電腦前打譜，眼睛累。有時候腦子里蹦出好點子，轉頭就忘了。有時候半夜編了一個賊牛逼的結尾，第二天一看很失望，重新寫。
還好是改編，我還是不要添油加醋，作曲家怎么寫我怎么抄，省了不少工作量，要是原創真的扛不住。曲目還沒完全定稿，我和韋子健是老搭檔，隨時寫、隨時改就行。
每個人都可以嘗試作曲，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當好作曲家，還是有“壁”的。作曲太難了，我現在特別理解為什么作曲家明知掉頭發也要熬夜工作——靈感來了停不下來，怕睡了就忘了，非常辛苦，他們值得被寫進音樂史。
柏林愛樂光環下，心里也會打鼓
澎湃新聞：你以前覺得柏林愛樂遙不可及，親密接觸后有什么新感觸？
曾韻：我第一次去柏林愛樂幫忙，是演肖斯塔科維奇《第四交響曲》，提前半年就買好總譜，天天晚上跟看小說一樣翻一遍。無形之中，柏林愛樂的光環給了我蠻大壓力。
我在去年9月入職。小時候聽了太多柏林愛樂的錄音錄像，卡拉揚、阿巴多、西蒙·拉特，全是大佬，史詩級的存在。現在自己站在臺上，忍不住想“我配在這里吹嗎？”“我有和這些史詩級的名字相近的才能嗎？”演之前，我的心里會打鼓，會質疑自己。
團里很多大活、都是大曲，馬勒《第八交響曲》《第九交響曲》、理查·施特勞斯《阿爾卑斯山交響曲》、瓦格納《萊茵河的黃金》……我會有點恍惚，甚至覺得肖斯塔科維奇《第五交響曲》都變成“小作品”了。
現在，我的心態平和了一些，但還是要有度，不能自負。
澎湃新聞：你是會主動給自己施壓的人。
曾韻：我不希望在舞臺上留下不好的印象，有時候會過度準備。
溫泉老師和我講過一位澳洲圓號演奏家的故事。有一次來中國，他生病了，狀態極差，但演完大家都覺得“天神下凡”。現場總有瑕疵，但只要自己標準足夠高，哪怕往下掉一點，也不會太差。歸根結底，還是要準備好，要珍惜舞臺。中國現在的音樂廳很多，但如果在一個地方演砸了，可能就再也沒機會了。
柏林愛樂圓號聲部也常在舞臺上犯錯，比如吹錯音、進錯拍，笑一笑就過去了。大家對犯錯的態度很中肯。這回在上海，貝斯首席對我說：你吹得太好了，但我現在等著你犯第一個錯，說明你是一個人。他寧愿看到一個人為了音樂表達而犯錯，也不想看到一個不敢冒險的無聊演奏者，不然演出就沒張力了。
澎湃新聞：進入柏林愛樂，你覺得自己到職業天花板了嗎？
曾韻：不敢說天花板，天花板也會掉下來，也要經常維修。
首先這是一份工作，我付出勞動、收獲回報，能維持生活，同時給我帶來歸屬感和榮譽感，圓了我的夢想。但我永遠能發現不足，哪怕是街頭音樂家，身上也有我沒有的閃光點。我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持開放的學習心態。
澎湃新聞：你心里有沒有瞄準一個人，希望自己成為他那樣？
曾韻：小時候崇拜很多人，現在沒有。我更愿意相信，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也從不叫別人天才，覺得會傷害人，會否定背后的付出——天分再高，也得努力。就像從父母那里繼承了房子，還是得用心維護和打理，不能把才能當成不用努力的遺產。
澎湃新聞：師哥梅第揚會比你更松弛一些嗎？
曾韻：他絕對是我的榜樣！他是第一個加入柏林愛樂的中國人，相當于中國“門面”，是成就，也是負擔。很多同事有中國或亞裔配偶，但在工作中親密接觸的第一位中國同事是梅第揚。我去樂團后大家挺認可，他的功勞很大，大家對中國人印象很好。
他比我大四屆。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我從小崇拜他，“梅第揚”三個字在我心里是鑲金邊的，金光閃閃。我們第一次一起拉樂隊是在附中校慶，沒想到后來能在柏林愛樂共事。
我們常約飯，他是湖南人，我是四川人，口味相近，必須吃辣。他和太太做飯都很棒，我吃過一次番茄火鍋，他們自己炒的底料，太香了。
怎么放松自我？聽郭德綱相聲！
澎湃新聞：去年夏天，你參加了拜羅伊特音樂節，應該也是第一位在拜羅伊特節日樂團當首席的中國人。
曾韻：他們有一套嚴苛、完善的選人系統。第一年是試用期，投票通過才有資格請大家吃一頓飯，算是“自己人”了。任期沒有明確規定，但圓號聲部有個規矩，兩年沒參加會被踢出序列，得重新走試用期。
拜羅伊特音樂節每年都會演全套瓦格納“指環”和《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唐豪瑟》《帕西法爾》《漂泊的荷蘭人》，一共8套作品。我參演了瓦格納《萊茵河的黃金》《眾神的黃昏》和《唐豪瑟》《漂泊的荷蘭人》。
普通樂池是個“坑”，拜羅伊特的樂池有臺階，不同聲部分層而坐，還搭了一個棚子。這種設計看著像有缺陷，其實特別精妙——瓦格納需要厚重的銅管的金屬音，但又不能蓋過弦樂，在這里就算銅管吹得再響，也能清晰聽到弦樂，所以拜羅伊特的錄音里，銅管聲音很緊、很有張力，又不會掩蓋其他聲部，平衡感特別考究，畢竟是瓦格納自己設計的。
拜羅伊特有古老奢華的歌劇院，但瓦格納不愿在那里演歌劇，覺得觀眾會光顧著看墻壁，忽略歌劇本身。所以他自己設計了劇院。
澎湃新聞：深度體驗后，你覺得柏林是一座怎樣氣質的城市？
曾韻：特別多元。我住的地方很安靜，但坐兩站地鐵就完全是另一種樣子。柏林的歷史很特別，西德歲月靜好，東德更酷。我住在西邊，因為上班近。想切換生活節奏的話，坐兩站地鐵就行。這里的人都很自我，在街上做什么都沒人管，不會有人拿手機拍，大家都只顧著做自己的事，蠻好玩的。
澎湃新聞：工作之外，你會如何放松自我？
曾韻：我最近開始打羽毛球，但打得不好。成都有幾個有好友，天天訓練我，有一次打了一個小時，我一個球沒接到，樂在其中。吹圓號需要肺活量，必須鍛煉了，身體是革命的本錢。
我天天晚上聽郭德綱的相聲。他的相聲我都熟，今天早上還聽了《文武雙全》，最喜歡聽《西征夢》。相聲最后的貫口就像交響曲里收尾的coda, 尤其“去你的吧”，特別精彩。相聲和古典音樂也有相通之處，有墊活、有過渡、有爆梗，有時觀眾爆笑不一定是最后一刻“去你的吧”，而是中間某一刻，音樂也不一定非要到最后或最高音才出彩，中間的張力更有味道。這些給了我很多靈感。
澎湃新聞：你在小紅書有賬號，會在上面潛水嗎？
曾韻：經常潛水，沒有小號，偶爾手滑會不小心點贊。我和大家交流不多，因為不想破壞樂迷朋友自己的交流氛圍，就像學生聚餐突然進來一個老師，會讓大家不自在。
在上海第一場演出完，有一大堆觀眾等在門口，有同事在前面簽名，我從旁邊溜出去，被幾個樂迷認出來，悄悄簽完離開。他們也不是追星，就是想收集簽名嘛，能為大家服務我挺自豪的。我沒有什么“偶像包袱”，一切如常照舊。
責任編輯：高瑋怡圓號,曾韻,柏林愛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