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幾天，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第60項世界遺產。至此，我國與意大利并列成為全球世界遺產數量最多的國家，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遺產大國。

此次西夏陵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填補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關鍵拼圖。西夏陵位于賀蘭山山脈南段東麓，分布范圍近40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處陪葬墓、5.03公頃北端建筑遺址、32處防洪工程遺址。西夏陵見證了11—13世紀以寧夏平原為中心，漢族、黨項、吐蕃、回鶻、契丹、女真等多元族群的融合，體現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而產生的文化融匯與創新特征。

事實上，我國還有多處世界文化遺產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和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提供了重要見證。200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見證了公元1—7世紀我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2015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土司遺址包含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貴州遵義海龍屯遺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是13—20世紀中國西南多民族地區管理制度的代表性產物；1994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布達拉宮歷史建筑群和承德避暑山莊及其周圍廟宇，也見證了17—19世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60處世界遺產，涵蓋了農耕、游牧、海洋文明，生動體現著中華文明突出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從聚焦單體建筑拓展至系統傳承，我國遺產保護的整體性理念不斷深化。西夏陵的入選，既源于數十年來由點及面的保護歷程，又得益于“文化—生態”共同體保護模式，從歷時性和共時性上都體現出這種整體性。1985年，中國加入《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次年申報世界遺產項目，即有6項列入。1992—2000年間，共有20項列入，彰顯了中國的持續努力。目前的60項世界遺產中文化遺產41項（含6項文化景觀）、自然遺產15項，文化與自然雙遺產4項。文化遺產以北京（7項）、福建（4項）、河南（3項）、湖北（3項）居多。自然遺產以四川（3項）、云南（3項）居多。長城、大運河、絲綢之路、土司遺址等4項文化遺產，黃渤海候鳥棲息地、中國丹霞、南方喀斯特等3項自然遺產均為跨省域聯合申遺的成功案例。針對世界遺產組織提倡關注的城市類型遺產、運河遺產、文化線路、文化景觀等新類型遺產，中國也加大挖掘和保護力度，取得了重要進展。

申遺的核心目的是讓文化遺產得到更好保護與傳承。回顧近些年遺產保護事業，我國一方面在制度探索與技術創新上雙軌并進，形成了具有全球示范價值的遺產保護體系；另一方面積極推動“世界遺產”走向“身邊遺產”，助力文化惠民與社區發展。我國積極在絲綢之路等跨國項目探索聯合申報、聯合管理機制，有效推進了跨國協同。微生物礦化加固技術，成功修復夯土遺址裂縫，并在國際項目應用。數字化創新取得系列突破性進展，衛星影像守護著柬埔寨吳哥窟。通過規則共商、技術共享，我國正在構建一種全球遺產保護的協同治理模式。

例如，正在積極申遺的景德鎮在五大片區構建三級遺產展示體系，讓游客和居民看得全、看得懂；重慶大足石刻創新文化傳播模式，通過數字技術提升游客體驗。世界遺產地推行“保護反哺”機制，將部分收入投入社區發展。如福建土樓建立民宿合作社帶動村民增收；杭州西湖免費開放政策使市民共享遺產紅利；北京推動胡同微更新，既保全歷史風貌又改善居民生活環境。這些實踐使遺產保護變成民生工程，形成“保護—傳承—惠民”的良性循環。

以科技延續遺產生命，以共享激活文化基因，以對話啟迪人類未來。當60項世界遺產的光芒輝映文明古國的底蘊，當考古遺址在保護中煥發新生，當歷史街區與現代生活有機融合，我國遺產保護的當代價值在實踐中得到了最生動的詮釋。

（作者：宋海超、彭蛟，分別系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武漢大學世界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