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文學如何界定抄襲？如何看待那些原創“純度”不高的作品？圍繞這些問題，互聯網上掀起了新一輪討論。

事情源于博主“抒情的森林”發布的系列博文，從去年開始，他在個人賬號上陸續發布對比圖，涉及丁顏、徐衎、焦典等多位青年作家。人們發現，這些近年來在文壇嶄露頭角的新人作品中，部分語言、情節、修辭意象與國內外經典作品存在高度相似之處。

盡管“抒情的森林”小心翼翼地使用了“異曲同工之妙”等表述來規避風險，但在許多人看來，這已然是一場關于抄襲與否的指控。很快，不僅這些被指抄襲的青年作家，其作品刊發的刊物、出版機構，乃至其獲獎作品的評選機構，都被卷入這場文壇風波。

在輿論的關注下，涉及的文學大刊紛紛表態?！度嗣裎膶W》雜志在讀者懇談會上表示，“將加大對來稿查重力度”“原創性是文學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收獲》雜志在官方賬號直接回應“抒情的森林”，表示感謝他的督促，“我們呼吁更純凈的原創”；《花城》雜志則宣布將從新一期開始，啟用查重軟件，輔助內容把關。

如果說在傳統文化的觀念里，抄襲主要是作者的道德品質問題，那么在現代知識產權概念的視角下，抄襲更主要的是法律問題。近年來，不少涉及文學作品抄襲的爭議，都是在司法機關的介入下實現“一錘定音”。其中最知名的當屬80后作家代表人物郭敬明抄襲案，北京市高院最終認定，郭敬明所著《夢里花落知多少》對莊羽的《圈里圈外》整體上構成抄襲。

司法機關所認定的抄襲，固然具備法律視角下一絲不茍的清晰性和權威性，體現了對著作權人權益的保護。但是，從文學倫理的角度看，僅僅通過法律裁量抄襲，也存在不容忽視的局限——法律保護的是權利，而文學強調的是創造。

具體而言，此次“抒情的森林”提出的諸多指控，不太可能進入司法程序。如果被抄襲的作品是世界名著，作者已經去世好多年了，作品版權早就過了保護期，就不太可能有人追究責任。而且，法律認定抄襲，往往需要權利人以“調色盤”進行全文對比，而此次被指“異曲同工”的作品，多為部分段落的相似，未必能滿足法律上的舉證要求。

因此，這場文壇風波中也不乏為被指控作家辯護的聲音。有人認為，文學上的“借鑒”并不少見，貿然給年輕作家扣上“抄襲”的帽子過于嚴苛。也有人提出，如果一個作家深愛另一個作家的作品并熟讀于心，寫作時就會不自覺地化用其語言與思維，這種“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模仿，應與道德層面的剽竊相區別。一位被指控的青年作家也辯解道：“如果一致就一定是抄襲，那對大地上所有相似的解讀都是在互相抄襲?！?/p>

這些說法并非毫無依據。中國文學史上，不乏名家借鑒的案例?！肚f子·逍遙游》里有“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的名句，李白的《上李邕》將其化用為“扶搖直上九萬里”；王勃《滕王閣序》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素稱千古絕唱，不過，更早時候，南北朝時期文學家庾信的《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中就有了“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的金句。

如果較真地比較上述后世名篇與前世杰作的“重復率”，恐怕結果并不樂觀。相比如今一些作家盡可能減少“借鑒”痕跡的做法，古人的文學化用幾乎不加掩飾，由于詩歌篇幅更短，“借鑒”也更加明顯。難道我們只能得出“天下文章一大抄”的結論？

現代人評價文學作品的原創性，不能照搬傳統理念。從創作初衷看，現代文學作品兼具文化產品屬性，職業作家寫作時會考量出版標準，甚至提前規劃影視改編等事宜，這與古人“歌以詠志”的即興創作有著天壤之別；從讀者期待而言，當前主流閱讀群體對文學獨創性的要求更高，對“洗稿”“融?！钡痊F象天然排斥。

此次討論中，有一位出版社的編輯就提出，“抄襲和借鑒的區別不僅是相似度的多少，還在于作者將這個行為公開講述的時間是在發表之前還是被發現之后?！?strong>諸多對經典作品的化用、借鑒之所以被讀者接受，是因為各方都默認這種借鑒是光明磊落的；可若作者將模仿的內容“藏”在作品角落里，就難免讓人質疑其創作態度的真誠性。

尤其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斷迭代、AI寫作幾乎“零門檻”的當下，文學創作要堅守價值，就必須確立過硬標準。盡管近年來輿論場不時出現“文學衰微”的討論，但從事文學創作的群體依然龐大，不少寫作者默默耕耘多年仍未獲得出版機會。以更嚴格的標準審視文學出版物，不僅有助于呵護文學原創精神，對推動作家群體的新陳代謝也具有重要意義。

如今，多家文學名刊正面回應網友關切，無疑是個好開端。人們更期待，隨著討論不斷深入，文學界能進一步明確新技術條件下的原創標準，讓經得起檢驗的優秀作品與文學新人脫穎而出，讓原創性存在瑕疵的作品得到必要處置，更要確保剽竊、抄襲的不正之風被隔絕于文學殿堂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