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在大陸的流行，沒有任何征兆。
1978年，20歲的金兆鈞正在北京師范學院（現首都師范大學）讀書。很平常的一個下午，一個女同學突然把他叫到宿舍，拉上窗簾，打開一臺老式開盤錄音機，柔美的歌聲飄了出來。“這是誰的歌？第一次聽到，真好聽。”金兆鈞說。女同學回他：“鄧麗君的，我記詞，你記譜子。”兩人就這樣分工，“扒”了好幾首歌出來。如今，他已不記得最初聽的是哪首歌，只記得“歌聲很新”。
也是這一年，上海近郊三林鎮，15歲的徐冰正在街上行走。突然有歌聲從身邊飄過，軟綿綿的，他心底一震，放慢腳步。只見一個青年提著一臺兩喇叭的錄音機，擦肩而過。“感覺那歌聲時髦得不得了，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的。”徐冰說。后來，他才知唱歌的人是鄧麗君，來自臺灣。
之后的兩年，從北京北海公園到上海淮海路，從大學生宿舍到小城喧鬧街頭……這個溫柔甜美的聲音悄悄地流傳開來，風靡全國。大陸很快成了鄧麗君擁有聽眾最多的地方。
近半個世紀過去，金兆鈞已成了音樂評論家，研究中國流行音樂多年；徐冰也從音樂媒體人轉到大學擔任客座教授，還成立了音樂工作室。憶當年，兩人感慨萬千。“沒有哪一個歌手能影響這么多代人，尤其在大陸。更少有一個歌手能影響大陸這么多音樂人，她不止是一代人的流行音樂啟蒙。”金兆鈞說。
新潮的，讓人臉紅心跳的
鄧麗君的歌曲進入大陸的最早時間，已無從推斷。1978年那個下午過后，鄧麗君的歌聲總是縈繞著金兆鈞，揮之不去。不久之后，民間開始流傳一句話：“白天聽老鄧，晚上聽小鄧。”
“當時，大陸剛剛迎來改革開放，年輕人追求時髦，對新事物充滿好奇，鄧麗君的歌的出現，恰好滿足了那個年代部分人的心理需求。她的歌是一種非常生活化的表達，歌里是普通民眾在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樂、酸甜悲苦，容易共情，且易于傳唱。”金兆鈞對《環球人物》記者說，鄧麗君的歌就像一座橋，勾連了一代青年的情感和耳朵，連接起兩岸共同的情感記憶。
這股“鄧麗君熱”還與當時的傳播工具有關。1978年開始，允許探親的華僑攜帶錄音機自港澳返回內地（有數量限制）。自此，港臺等地的流行歌曲便通過錄音機、錄音帶和轉錄帶流向千家萬戶。金兆鈞記得，有一次他把一盒帶子全錄成鄧麗君的一首歌，“可以說是最早的循環播放”。
作家葉兆言的父親也喜歡聽鄧麗君的歌，1979年從鄰居手中買來一臺錄音機。那年夏天，葉兆言從南京跑到北京，到堂哥那里轉錄了幾盤鄧麗君的帶子。“后來，父親存有的鄧麗君歌曲成為南京廣為流傳的種子，經常有人來借聽、轉錄。父親有些心痛，自己做了備份，要借只借備份。”葉兆言在文章《八十年代的鄧麗君》里寫道。有一次，他去一位新結識的朋友家，朋友放鄧麗君的歌給他聽，說起母帶的源頭，順藤摸瓜，最后發現是從他家流傳出去的。
在葉兆言看來，鄧麗君的歌的流行得益于思想開放，“當時的盲公鏡、喇叭褲，男人留長發，還有鄧麗君歌曲，都開始流行起來，成為新潮”。各地的街頭經常會看到一個畫面：燙著頭發的年輕人，穿著花襯衫、喇叭褲，拎著錄音機走過，大聲放著鄧麗君的歌，有《甜蜜蜜》《何日君在來》，也有《又見炊煙》等。偶爾能聽清幾句唱詞的路人，無不臉紅心跳，覺得“不好意思”。而那些擁有錄音機和鄧麗君磁帶的年輕人，“總是耀武揚威的”，往往，在他們的筆記本里、床頭上、錢夾里，還藏著鄧麗君的照片。
1981年，哈爾濱，當時流行拎著三洋錄音機在街頭、公園聽鄧麗君的歌。
1981年的一天，學校團委領導找到金兆鈞，“既然鄧麗君影響很大，你要不辦個講座給大家講講”。金兆鈞接下任務，到處查資料，梳理中國現代歌曲發展史，“從‘長城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開始，一直講到鄧麗君。連著講了3次講座，臺下坐滿了人，同學們都來聽”。
這年年底，共青團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音協召開大學生座談會，主題是如何看待鄧麗君，金兆鈞被邀請發言。散會后，《北京音樂報》（現《音樂周報》）編輯邀他寫一篇文章。“我緊張得要命，改了不知多少遍，寫了一篇《為創造精美的演唱藝術而努力》。總共不到800字，寫得老氣橫秋，但觀點還算客觀。”
這篇文章，是金兆鈞寫的第一篇流行音樂評論，也是他從事樂評工作的開始。
尋找屬于自己的聲音
鄧麗君那些讓人臉紅心跳的歌曲，對大陸文藝界尤其是流行音樂帶來了直接的沖擊。
“鄧麗君的音樂集以往之大成。她的作品大約1/3來自20世紀30年代的經典作品，1/3來自日本同期流行音樂，1/3來自中國臺灣同期創作，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也融合了多種民間樂風和西方流行音樂的表現手段，既保留了民族特色，又具有國際化氣息。對于大陸流行音樂的早期開發，無疑起到了啟蒙的作用。”金兆鈞說。據他所知，當時許多音樂人聽鄧麗君的歌，“像谷建芬、王立平等，都曾偷偷研究鄧麗君的編曲、配器、演唱風格等”。
1980年9月，鄧麗君在臺北記者招待會現場回答提問。
鄧麗君既繼承了淺吟低唱、風花雪月的情調，又能清新自然地娓娓唱出。這種演唱風格，深深影響了大陸80年代以來的歌手。程琳、田震、王菲、成方圓、那英、崔健等都聽她的歌，不少人還悉心研究過她獨特的曲風和發聲方法——鄧麗君用的是“氣聲唱法”，一種既不同于美聲，也不同于民族的唱法。
歌手成方圓第一次聽到鄧麗君，是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時。“聽著她的歌，感覺血往上涌，臉漲得通紅，覺得這輩子長這么大沒聽過這么好聽的音樂。那種嗓音那么柔美，唱到你心里去了，覺得要醉了。”她原本學的是二胡，由此漸漸迷上了流行樂和唱歌，1981年步入歌壇，4年后憑借一曲《童年》一炮而紅。
還有海政歌舞團的程琳，13歲時模仿鄧麗君唱了一首《小螺號》，紅遍大江南北，被譽為“小鄧麗君”。早期的田震，也是模仿、翻唱鄧麗君，聲音圓潤、甜美，一首《又見炊煙》幾乎可以以假亂真。
“但事實上，鄧麗君對大陸歌手的啟蒙，除了唱法、風格上的影響，更多是精神和創作理念上的影響。一是要真誠地唱自己的歌，二是要找到自己的聲音，用自己聲音的力量去表達。”金兆鈞說。當年崔健聽鄧麗君，第一反應是“歌還能這樣唱”。在他的眼中，鄧麗君的歌是真正有個性的。
受到鄧麗君影響的那一批人，后來都開始尋找屬于自己的聲音。1986年，《讓世界充滿愛》音樂會引起轟動，成了大陸流行音樂真正崛起的標志。在這場音樂會上，毛阿敏、田震、蔡國慶、韋唯等，紛紛登臺演出。崔健穿著對襟長褂，抱著吉他吼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這是《一無所有》的首次公演，中國搖滾樂由此誕生了。也是這一年，程琳的一曲《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風”，在音樂中開啟文化尋根之旅。田震則擺脫模仿，唱出了《離別的時刻》，找到了沙啞嗓音的力量。
這種“尋找自己的聲音”，不止音樂界。文學界、影視界也漸漸從宏大敘事中跳出，轉向個人生命體驗和情感的表達。劉心武《愛情的位置》、張潔《愛，是不能忘記的》等小說，開始書寫愛情。《廬山戀》《鄉情》等反映現實生活的電影，也陸續出現。有人說，迄今活躍在中國文藝界的中流砥柱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鄧麗君奉為心中難以逾越的經典，因為那是改革開放之后，闖入他們文化記憶里的第一縷聲音。
多年后，導演馮小剛在拍攝《芳華》時，就從記憶中打撈出鄧麗君。電影中，男主角向喜歡的人的意外表白，源于夜色中躲在集體宿舍里聽了鄧麗君的《濃情萬縷》。
一定能找到鄧麗君的影子
“鄧麗君的歌聲從一流行就帶來了爭議。當時社會上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特別喜歡，瘋了似的聽；一種是批判，一些老音樂家覺得她的某些歌曲內容比較灰暗、頹廢。”金兆鈞說。
但爭議并未阻擋住人們對鄧麗君的熱情，大家都想獲得她更多的消息。1985年2月1日，《北京青年報》刊登了一篇《鄧麗君說：真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來》的報道，這被認為是大陸新聞界對鄧麗君第一次正式的采訪報道。電話是1月30日打過去的，鄧麗君當時在新加坡，通話53分鐘。采訪中，鄧麗君從她在大陸的姑奶奶聊到大陸青年對她的喜愛，從大陸的現代化建設聊到未來計劃，還有業余生活……將要結束時，鄧麗君還對記者說：“我們是朋友，今后要加強聯系呀！”
直到1987年，鄧麗君的歌聲才正式登陸中國大陸——中國唱片總公司引進出版第一張鄧麗君唱片《鄧麗君歌曲精選》，并在各大音像店發行。此時的鄧麗君，已處于半退休狀態，很少公開露面。但聽著她的歌獲得啟蒙的人們，仍翹首企盼能在大陸聽一次她的演唱會。鄧麗君本人也多次公開表示向往回大陸“尋根”，遺憾的是，因種種原因，這一愿望直到她去世也未實現。
鄧麗君逝世于1995年5月8日。5月10日，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報道了“臺灣著名歌星鄧麗君昨日在泰國清邁病逝”的消息。消息傳來時，徐冰正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工作。“一下子喚醒了我青春時期關于鄧麗君的記憶。”他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當時他立即跑到單位旁邊的友誼商店，在二樓的音響柜臺買到兩盤鄧麗君的引進磁帶。第二天，他開始在電臺播放鄧麗君的歌，還收到不少歌迷的來信。
兩個月后，1995年7月，唐朝樂隊、黑豹、輪回、鄭鈞等音樂人共同推出了一張翻唱專輯《告別的搖滾》，致敬和懷念鄧麗君。他們用粗糙的嗓子，唱著柔美的情歌，卻格外動人。專輯的封面上寫著：“十數年間鄧麗君用甜美明亮的歌聲影響了眾多的音樂人，更為中國大陸流行音樂帶來了一場革命。而在我們周圍的這些搖滾音樂家，在認識列儂和迪倫以前最先接觸的也正是鄧麗君。”
鄧麗君去世時，香港導演陳可辛正在拍攝電影甜蜜蜜》。一年后，電影上映，影片結尾，《甜蜜蜜》響起，男女主角在異國街頭重逢，商店的電視機里正在報道鄧麗君去世的消息，追憶她的音樂人生。
電影《甜蜜蜜》中，男女主角分別多年后在紐約街頭相遇，電視里正在報道鄧麗君去世的消息。
30年過去，大陸流行音樂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華語流行歌曲的“風向標”已轉了無數個方向。但鄧麗君的歌，依然一遍又一遍地被傳唱。30年間，幾乎每年都會有與鄧麗君相關的演唱會在大陸舉辦。
“鄧麗君已經脫離了她本人，成了一個文化符號。她的歌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底色，哪怕后面涂再多其他顏色，但仔細看，那些斑駁亮眼的顏色里，一定能找到鄧麗君的影子。”徐冰說。
2006年，金兆鈞隨團去臺灣，專門去了一趟筠園，“廣場很大，地上‘埋’著一架鋼琴，巨大的黑白琴鍵，腳踩上去會發出美妙的聲音”。站在鄧麗君墓前那一刻，他想到的是：一代人過去了，一個時代過去了。
“歌聲永遠是屬于年輕人的，不管年齡多大，印象最深的還是年輕時聽的歌。”金兆鈞說。而在徐冰看來，現在懷念鄧麗君，是懷念一種生活情趣，“她的歌大部分表達生活和情感，更多是我們生活的陪伴。提及她和她的歌，會產生一種回響，這回響是心靈與心靈之間、現代與過去之間的一種呼應”。
就像葉兆言在《八十年代的鄧麗君》里寫的那樣，現在習慣在無聲的環境中寫作，但偶爾也會需要一點動靜，需要一點音樂伴奏。“這時候，很可能會選擇鄧麗君，唱什么已不重要，我只是想聽聽她的聲音，她的歌聲在空氣中穿越，在歲月里漫游，可以將我帶回到那個遠去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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