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獲得“國際安徒生大獎”后，石琴娥在家中接受媒體采訪。
人物簡介：
石琴娥，1936年出生于上海，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北歐文學專家。2006年獲得“國際安徒生大獎”，2010年獲得“丹麥國旗勛章”。著有《北歐文學史》等，譯著有《埃達》《尼爾斯騎鵝歷險記》《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等。2025年，《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全新再版。
石琴娥翻譯的《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今年全新出版。
1998年，正在中國駐冰島大使館借調工作的石琴娥退休了，返回中國。行李箱里的私人物品很簡單，唯獨一沓格子紙被里三層外三層地裹起來——那是她翻譯了6年還未完成的《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
接下來的5年，這沓紙越來越厚，直到寫滿了1000多頁，石琴娥總算“完成任務”。后來，憑借《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她先后獲得了“國際安徒生大獎”和丹麥女王頒發的“丹麥國旗勛章”。今年，在安徒生誕辰220周年、逝世150周年以及中丹建交75周年之際，這部全集再版，她專門寫了一篇長長的導讀，細細講述自己眼中的安徒生。
初夏的北京，石琴娥在《環球人物》記者的提問下，再一次陷入回憶，講起了安徒生。她已年近90歲了，說起話來像是在講述童話，時而歡快、時而沉靜。“安徒生喜歡旅行，希望有朝一日能到中國旅游。他的夙愿沒有實現，可他的童話卻穿越千山萬水，來到他生前向往的文明古國。”
合于童心
為什么安徒生能成為許多中國兒童認識的第一位外國作家？石琴娥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這要從五四運動說起。
在封建社會，兒童的文學需求長期被忽視。用周作人的話說，兒童要么被當作“縮小的成人”，被灌輸一些“圣經賢傳”；要么被看作“完全的小人”，“一筆抹殺，不去理他”。
五四運動前后，伴隨著對個體的“人”的發現，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開始在中國萌芽。“文化先鋒們將目光投向全世界，注意到了為孩子寫故事的安徒生，便將其引介到中國。”石琴娥說。
當時的中國，掀起了一股“安徒生熱”。魯迅與弟弟周作人都喜愛安徒生，尤其是周作人，自稱“中國的安黨”。早在1913年，周作人就發表《丹麥詩人安兌爾然傳》，詳細介紹了“安兌爾然”，也就是安徒生的生平和創作經歷，指出安徒生童話“以小兒之目觀察萬物，而以詩人之筆寫之，故美妙自然，可稱神品”。1919年，《新青年》第六卷第一期刊登了他譯的《賣火柴的女兒》，引起很大反響。
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1期刊登了周作人翻譯的《賣火柴的女兒》。
當時，有的譯者還難以擺脫舊式倫理的窠臼，刪改了安徒生童話中有違舊道德標準的情節，周作人還寫文批判。在他看來，“野蠻的思想”正是安徒生童話的一大特色——有的故事“事頗荒惡”，卻“天真曼爛，合于童心”。鄭振鐸評價，周作人“使安徒生被中國人清楚地認識”，“安徒生的作品也陸續地有人譯了”。
我國第一部白話文的《安徒生童話集》單行本發表于1924年，由著名教育家、作家趙景深翻譯。1925年，恰逢安徒生逝世50周年，鄭振鐸主編的《小說月報》連續推出兩期“安徒生號”專刊，梳理了71篇譯作和15篇研究論文，成為安徒生童話中國傳播史上第一篇全面綜合的史料綜述。
“五四運動之后，安徒生童話就成了中國兒童文學長期遵守的藝術典范。”石琴娥說。
石琴娥的童年，也有安徒生的陪伴。“20世紀40年代，戰火紛飛，小孩子能讀的書很少，兒童文學讀物就更少。”她至今還記得，最觸動自己的是《賣火柴的小女孩》。故事最后，小女孩蹲在墻根邊死去，這悲慘的場景讓她想起上海街頭的景象——有好幾次，她在上學路上看到草席蓋著的逝者。“有的是乞丐，有的是孩童，就那樣在饑寒交迫中失去生命，甚至沒有家人將他們安葬。”
在石琴娥看來，安徒生的很多童話作品帶有現實主義色彩和悲劇性。“對于社會的假、丑、惡，安徒生進行無情地鞭撻；對于飽經磨難的窮苦人，安徒生又滿含同情。我想，這是他能贏得一代代中國讀者的重要原因。”她說。
半路結緣
從五四運動時期到20世紀末，國內一直有安徒生童話的譯本出版。“除了漢語版，還有少數民族語言譯本，林林總總加起來有上百種。其中，葉君健先生是中國第一位把安徒生童話全集介紹給讀者的作家，對安徒生童話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巨大貢獻。”石琴娥說。
和安徒生一樣，葉君健出身于貧寒之家，憑借赤誠執著走上文學之路。1958年，他出版了中國第一部《安徒生童話全集》。在他的眼中，安徒生童話是“充滿了哲理、人道主義精神和愛的偉大的文學名著”。
石琴娥受邀翻譯安徒生童話，大約是在1992年底。“童年的我做夢也不會想到，長大后能與安徒生結緣。”
20世紀50年代，她到北京外國語學院（今北京外國語大學）學英語，畢業后被分配到外交部翻譯隊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工作。1980年，她被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北歐文學。學習丹麥文時，她已55歲。
20世紀80年代，石琴娥到丹麥歐登塞安徒生故居參觀，拍下安徒生父親做鞋匠時的工作臺。
那是1991年，她以訪問教授的身份去丹麥，參加了哥本哈根大學丹麥語夏季訓練班。同班同學大多是年輕人，只有她是“媽媽輩”。好在丹麥文和瑞典文有相通之處，她的瑞典文功底扎實，每晚又請房東“補課”，最后順利通過考試。
在翻譯安徒生童話之前，石琴娥注意到，國內多數譯本是從英文、日文版轉譯的。“我想，一定要把安徒生童話原汁原味地翻譯成中文。”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寫信給丹麥皇家圖書館的朋友，找到1992年出版的《安徒生童話》權威紀念版。安徒生生前寫過200余篇童話和故事，這本紀念版中有157篇作品，其中156篇是他生前親自審定出版的。
此前，石琴娥翻譯過一些文學作品，積累了一些經驗。有些古典名作，一個句子長達五六行甚至大半頁紙。相較而言，安徒生童話的遣詞造句樸素自然，句子不長，更好理解。不過，要翻譯得精彩出色，也不容易。
“譯文要掌握好分寸，要通俗易懂，不能咬文嚼字、老氣橫秋，也不能咿咿呀呀、過于幼稚。此外，還須充分考慮中文的語言習慣和文化背景。翻譯期間，還是吃了不少苦頭，有些看似簡單的詞語要反復推敲。”石琴娥說。
比如，有一處原文寫作“小旅行”和“大旅行”，中文沒有這種說法。翻譯成“短途旅行”和“長途旅行”，又不夠口語化。她思來想去，最后處理成：“我們一起出去旅行了一趟，走得并不遠，想要再作一次更遠的旅行。”就像跟孩子們講故事一樣，容易理解。
還有最著名的童話之一《小美人魚》的標題，丹麥文直譯過來是“小海婦”。葉君健翻譯成“海的女兒”，有的則翻譯成“小人魚”。
20世紀80年代，石琴娥在丹麥小美人魚雕像旁。
石琴娥認為，“海的女兒”雖稍走偏鋒，仍中規中矩且富有詩意。“小人魚”就不那么準確，海洋里的人魚，灰灰胖胖、體型龐大，與美人魚的形象相去甚遠。“比較了不同語言的譯本后，我還是翻譯成了‘小美人魚’，這樣形象和語義都跟原文較為符合。”
照亮心靈
100多萬字的譯文，石琴娥斷斷續續翻譯了10余年。那會兒沒有電腦，都是趴在稿紙上“爬格子”。先打草稿再謄抄，不小心抄錯了就得重寫。要是反復改了幾次，可能會把稿紙弄破，只能全部再抄一遍。
“寄出完稿的那天，我真是太高興了！1000多頁紙，厚厚的一大摞，對我們譯者來說，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石琴娥回憶。2005年，《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出版，恰逢安徒生誕辰200周年，這部譯作成為丹麥認可的安徒生慶典指定版本。
安徒生童話版本眾多，一有新譯本難免被比較。一天，編輯轉交給石琴娥一封信，說是揚州讀者董先生特意寫給她的。信上寫道：“請閱后轉至石琴娥女士，使她知曉在千里之外還有一位老翁，以其精衛填海般的千金之心，在捍衛著人世間的一點正氣。”
石琴娥這才知道，董先生看到上海一家媒體批評她的翻譯，為她鳴不平。批評文章認為，新版的部分翻譯顛覆了讀者心中的固有形象，讀起來別扭。文中舉了一個例子，其他版本大多譯成“光榮的荊棘路”“通向榮譽的荊棘路”，石琴娥則譯成了“荊棘叢生的通向榮譽之路”。
“這件事，我之前從來沒有公開說過，但是它對我影響很大。”一位讀者能夠站出來支持自己，讓石琴娥非常感動。后來，她到揚州拜訪董先生，看到他的書架時簡直“驚呆了”——上面陳列著各種版本的《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董先生是做地質工作的，看起來是“和文學毫不相干的人”，但他仔細閱讀、比較了每一版安徒生童話。
2006年，石琴娥因《安徒生童話與故事全集》獲得“國際安徒生大獎”。那一年，正上初二的外孫女陪她前往安徒生的故鄉歐登塞領獎。在頒獎儀式前一晚的晚宴上，外孫女現場朗讀了一段石琴娥的譯文，贏得熱烈掌聲。
前些年，為了慶祝即將到來的安徒生誕辰220周年，上海譯文出版社的編輯找到石琴娥，希望再版這套全集。石琴娥便決定重新修訂一遍，累計做了130多處細節上的修改。如今，這套全新的譯作已面世，頗受歡迎。
從安徒生發表第一本童話故事集到今天，近200年過去了。當下的我們，還需要安徒生嗎？
聽到這個問題，石琴娥說起現在剛5歲的小曾孫女。“她2歲多時，我給她講完《皇帝的新衣》，問她，聽懂了嗎？她說，聽懂了，皇帝沒穿衣服！這或許可以說明安徒生童話的生命力。”
石琴娥認為，不管社會發展到何時，人類都需要閱讀。在保持童心和增強想象力方面，童話起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安徒生之為安徒生，就是因為他用童話故事照亮了孩子們的心靈，他的不朽也正在于此。
“當然，任何作品的不朽和永存只能是相對的。安徒生童話引起的思想和情感共鳴或許會愈來愈少，這是時代使然。但不同時代的人，會讀出不一樣的安徒生。他的有些作品將代代相傳，就像掛在夜空中的星星，發出明亮而美麗的光芒，在天際閃爍著，照耀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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