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黃天蔭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攝）
黃天蔭
1968年出生，新加坡籍華人，祖籍中國廣東，獲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學士，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碩士、博士學位。新加坡國家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醫學院外籍院士，現任清華大學副教務長、醫學院主任。
黃天蔭去過兩次西安。
第一次是1983年，他15歲，正在新加坡上中學。“那年暑假，我本來想去美國迪士尼樂園玩，我爸卻堅持讓我跟著一個旅游團到中國主要城市轉一圈。我沒辦法，就來了。”在清華大學的辦公室里，黃天蔭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道。
第一次來到中國大陸，他不會說普通話，不了解中國歷史，獨自一人跟著旅游團，在各處名勝古跡走馬觀花，“沒什么感覺”。
黃天蔭第二次去西安是今年4月，他56歲，在北京已經工作了兩年多，身份是清華大學副教務長、醫學院主任，普通話雖然還有點生硬，但足以交流了。
“這次的體驗不一樣。看到兵馬俑時，我感受到了中華文明的厚重，我們的根是從哪里開始，如何一步步發展到今天……”
今年2月，黃天蔭獲得了“長城友誼獎”，這是北京市政府授予在京外籍人士的最高榮譽。
“我很榮幸，也有點驚訝，因為我在中國工作時間不長，獲得這份榮譽說明大家認可我和我的團隊。我從事的是醫學基礎研究，可能要再過5年、10年甚至20年，才會看出研究成果的影響。”
上世紀80年代，黃天蔭在北京爬長城。
“一切都不一樣了”
黃天蔭祖籍中國廣東，老家在臺山市白沙鎮西村。
西村號稱“博士村”，因為在過去100年間，從這里走出了幾十名留學海外的博士。其中一位名叫黃培坤，他的長子黃朝翰在抗戰勝利后到香港求學，后遠赴英國，獲博士學位后返港任教，1971年應聘到新加坡國立大學當教授，從此定居在那里。黃朝翰的兩個兒子都是博士，其中一個就是黃天蔭。
“我爸出生在西村，我則出生在香港，兩歲半時隨家人去了新加坡，在那里長大。”黃天蔭對記者說。
雖然身在海外，黃朝翰一直非常關注中國的發展。改革開放后，他經常來中國進行公務交流，不時返鄉省親、捐資助學。他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也不忘根之所在，能對故土多一些了解，因此才要求黃天蔭哪怕一個人也要跟著旅游團到中國看看。
1987年，黃天蔭第一次跟隨父親回廣東老家。那時的他剛上大學，對于中國農村一無所知，匱乏的物質條件讓他毫無思想準備。
“村里沒有現代化的廁所，洗澡也不太方便，當地大部分房子都很簡陋。”第一頓飯，鄉親們煮了一只雞招待黃朝翰一家，這已經是他們能準備的最好的飯菜了。
到了晚上，四處都是蚊子，躺在木板床上的黃天蔭難以入睡，心想：在這里住一晚就夠了。
離開老家時，他把自己的手表、自動鉛筆等許多物品留給了鄉親，“那時的我，根本想象不到中國后來會發展成什么樣子”。
之后多年，黃天蔭沒有再回過老家。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他已成家立業，自己也當了父親，才又帶著兩個孩子回了一次老家。此時的西村，物質條件已經有了很大改善，電視機、冰箱逐漸普及，吃的、穿的都好起來了，但蚊子還是有點多，生活方面仍然讓黃天蔭的兩個孩子不太習慣。
2014年，黃朝翰再次攜家眷回鄉省親，同時為在老家新建的房子舉行進伙（搬進新居）儀式。他之所以修建新房，主要是為了讓后代在家鄉有個標記，有個與鄉親溝通和聯系的橋梁，“讓一代代新人永遠不會忘記自己的根在中國、在臺山”。
這是黃天蔭第三次回老家，他發現“一切都不一樣了”。
“早年間，海外回來的人離開時，都要給老家人留下很多東西，但現在他們什么都有了，就算沒有也都見過了。這一次，我們走的時候什么都不用留下。我這才意識到，每一次回老家，都見證了中國發展的不同階段。”
“眼科會越來越重要”
黃天蔭坦言，自己小時候的學習和生活環境以英文為主，不怎么說中文，思想上受西方影響比較大。
“醫生在歐美社會是熱門職業，收入高，社會地位也高，所以海外華人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學醫。我上中學的時候，每個人都對我說，你以后要不要做醫生啊？漸漸地，我也覺得應該學醫了。考大學時，一位著名的眼科教授告訴我，很多國家正在老齡化，眼科會越來越重要，于是我就選了眼科專業。”
1992年，黃天蔭從新加坡國立大學本科畢業，工作3年后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用六七年時間攻讀了碩士、博士學位。除了理論研究外，他還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完成了視網膜專科醫師培訓。
學成之后，黃天蔭入職母校新加坡國立大學，主要從事黃斑病變和視網膜疾病相關的臨床工作。2004年和2009年，他兩次獲得學校授予的杰出研究員獎。
由糖尿病導致的視網膜病變，是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2010年，黃天蔭及其團隊在新加坡啟動了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國家遠程醫療篩查計劃。他們的視網膜成像研究表明，檢測視網膜血管變化可能成為無創檢查心血管風險的一種特殊方法。這一發現開啟了新型成像軟件的發展，技術成果被廣泛應用于國際臨床、科研、行業合作機構。
2014年，黃天蔭獲得新加坡總統科學與科技獎。之后7年，他擔任了新加坡全國眼科中心醫學主任，該中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三級眼科醫院之一。2020年，黃天蔭當選為美國國家醫學院外籍院士，2021年當選為澳大利亞健康與醫學科學院外籍院士。
黃天蔭（中）給學生講解臨床實踐中的問題。
“我不想做一個旁觀者”
步入中年之前，黃天蔭與西方世界的交流相對更多，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于“海外華人”這個身份有了新的認知。這也是存在于二代華人移民中的普遍現象。
“我們的青少年時代受西方影響大，對中國的關注度并不是很高。但到了四五十歲之后，我們對‘根’的歸屬感變得越來越強烈，會不斷思考‘我是誰’‘我們是什么人’這種問題，于是開始深入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很多人都希望能為中國的發展作出一點貢獻。”黃天蔭說。
父親多年來的言傳身教，其實早已在黃天蔭內心深處落地生根。“幾十年來，他一直支持中國的發展，尤其是教育方面。受他影響，我也想找機會盡一點身為華人的責任。”
機會在2021年到來。這年2月，黃天蔭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是一家跨國獵頭公司發來的，信中說清華大學正在全球尋找醫學學科帶頭人，問他是否有興趣應聘。
黃天蔭此前從未去過清華大學，只知道“是一所好學校”。由于當時疫情肆虐，新加坡的情況也很嚴峻，他只能通過線上溝通。
“我先跟獵頭公司的人聊了一下，之后又進行了一系列的線上視頻面試，平均兩周一次，一直持續到6月。清華大學方面深入詢問了我的科研方向、教育理念、創新轉化、管理經驗，等等。我感到他們是非常認真的。”
2021年8月，雙方已經談得很充分，清華大學正式發出了入職邀請。但黃天蔭有些舉棋不定，“我已經53歲了，全職加入清華意味著重新開始，還有疫情防控措施帶來的出入境不便……”
關鍵時刻，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院長陳馮富珍的話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在與黃天蔭溝通時，她說：“中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在未來會有重大發展，你是想在外面旁觀，還是親身參與這個崛起的過程？我已經70多歲了，都不怕變化，加入清華擔任院長，你才53歲，怕什么？”
“在這次談話前，我為是否全職加入清華的事考慮了四五個月，一直下不了決心。但她只說了兩個小時，我就做出了決定。看到一位前輩老師這么有勇氣和責任感，我也不再猶豫。這是參與中國發展的機會，我不想做一個旁觀者。”
“每天都在成長”
2021年11月，黃天蔭正式加盟清華大學。由于防疫政策，他在2022年2月落地上海，隔離之后來到北京，經過二次隔離，才第一次踏入了清華校園。
“前后用了大約3個月時間，現在回想起來，也是一次很奇妙的旅程。”黃天蔭說。在之后的兩年多里，他馬不停蹄地工作，希望培養一批“既能問診，又能科研”的復合醫學人才，即“醫師科學家”。
2022年，經過不懈努力，黃天蔭牽頭將之前的清華八年制醫學實驗班升級為“卓越醫師—科學家”項目。在他看來，好醫生不僅要有過硬的技術，更要有高度的人文情懷，否則是不可能做到頂尖的。同時，面向未來的醫學人才既要具備臨床問診等基本技能，又要在實驗室開展前沿研究、創新醫療方案與技術，不斷開拓醫學領域的廣度與深度。
“我們的老師和學生，以后要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問題，在培養人才時，要盡早地樹立國際視野。”
每個月，黃天蔭都會到清華大學附屬北京清華長庚醫院坐診。與病患的接觸，讓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中國大眾、中國醫療行業的需求。
2023年，黃天蔭在北京進行義診。
黃天蔭認為，預期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等因素，導致中國人口迅速老齡化，醫療領域從過去以急診為主，轉向了以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為代表的“慢病”時代。這不僅是中國醫療面臨的新情況，也是世界醫療面對的新趨勢。如何應對這種變化，更好地服務大眾，是他經常思考的問題。
“這里有不一樣的環境和文化，我每天都在學習，每天都在成長。”黃天蔭說，“能投身中國醫學教學和醫療衛生事業，不僅是一次挑戰，更是我一生中可能僅有的一次機會。我希望能充分發揮自己過去30多年的經驗，為中國醫學事業的發展、醫療行業的進步作出一點貢獻，這是我來到這里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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