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6日，林毅夫在北京接受本刊記者專訪。（劉瀟 / 攝）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臺灣省宜蘭縣，經濟學博士。曾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現任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新近著有《論中國經濟：挑戰、底氣與后勁》等。
初春新雨后的朗潤園，柳色繞堤，微風吹面不寒。錯落有致的庭院里，兩株玉蘭開得正盛，滿地花瓣散落如雪，正應了潤物細無聲的意境。
這里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所在地，也是經濟學家林毅夫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1994年，他與其他5位海歸經濟學博士一道，創立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國發院前身），逐漸發展為綜合性社會科學研究重鎮，圍繞國家戰略、制度、政策等重大問題，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理論，被公認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學界思想庫之一。
多年來，林毅夫的經濟學公開課一直是北大的熱門課程，幾百人的教室里總是一座難求。或許是因為與年輕人朝夕相處，精力旺盛的林毅夫完全不像年近七旬的樣子。他講課、寫書、參加各種學術會議，還在抖音上做直播，為網友們講解經濟學常識。
今年2月，林毅夫在“2020經濟高峰論壇”上的發言再次引發關注。他明確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美之間的經濟增長差距進一步拉大，中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時間將會提前。
“提前兩年”超過美國？
今年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一處表述引發了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圍繞中國“十四五”時期的主要目標任務，《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各年度視情提出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而在以往的五年規劃中，中國政府通常會設定一個具體的GDP增長指標，無論是8%還是6%，但定為“合理區間”，且“視情提出”還是第一次。
“這確實跟之前的五年規劃有些不同。”林毅夫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不設一個固定的5年期目標，并不是說GDP增速作為參考系指標不重要了，而是政府會根據每年的實際情況，制定當年的增長目標。比如今年，政府就明確提出GDP增速目標是6%以上。”
在林毅夫最新著作《論中國經濟：挑戰、底氣與后勁》中，他專門辟出一章分析和預測“十四五”期間的經濟走勢，詳細闡述了在當前國內外形勢下，中國應該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
林毅夫對記者坦言，“十四五”期間的經濟增長會有很多不確定性。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結束時間還不明確。雖然已經有了疫苗，但非洲、中亞、拉丁美洲等地區目前基本分配不到。在這種情況下，病毒是否還會變異？新的疫情是否會在其他國家和地區再次暴發？對于不斷變異的病毒，現有疫苗能否一直有效？所有這些都是未知數。
其次是地緣政治的影響。林毅夫認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拜登上臺后已經更加明顯地表現出來。對于中國的科技企業和技術創新，對于中美之間的經貿往來，拜登政府雖然不像之前的特朗普政府那樣粗魯，但并沒有改變基本政策取向。“這對我們的發展會造成一定的影響，具體如何應對，還要邊走邊看。”
盡管如此，林毅夫認為在2030年之前，中國經濟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長潛力，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擁有“后來者優勢”和“彎道超車優勢”，針對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必須按照新的理念實現高質量發展。
《環球人物》：近期有英國智庫稱，按照當前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28年超過美國。您怎么看這個預測？
林毅夫：如果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14年已經超過美國了。但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之前國際上的共識是到203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才能超過美國。這次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英國這家機構預測中國會提前兩年超過美國，是因為中國防控做得好而加速的。
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不可預測的事件，但確實進一步加速和催化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使中國追趕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速度提升了。
不過，這種變化是要對比著看才能發現的。從1978年到2020年，中國GDP年均增速是9.2%，2020年第一次出現2.3%的增速，這對我們來講是非常低的。但是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中國在所有主要經濟體中仍然是唯一的正增長國家。以中美相比，2019年中國GDP增速6.1%，美國是2.2%，相差3.9個百分點；2020年中國GDP增速是2.3%，美國是-3.5%，差距擴大到了5.8個百分點。
《環球人物》：在對中國經濟規模的計算方式上，國外有觀點認為中國的GDP被低估了，甚至將中國歸入發達國家行列。在您看來，中國距離發達國家還有多遠？
林毅夫：中國有14億人口，人均GDP、人均收入都比發達國家低很多。這在東部沿海城市也許看不出來，因為中國地區間的發展差距很大。東部沿海城市在全國處于領先位置，人均GDP相對比較高，加上我們的基礎設施大部分是改革開放以后才建的，比較新，也會給外國人一種幻覺，似乎中國人的生活比美國、歐洲還要好。
其實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在很多方面是有差距的，比如環境質量、公共服務水平、社會治理能力，這些并沒有在GDP中反映出來。即使是東部沿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比差距還是很大。所以我們需要新的發展理念，不要只看硬件，還要提升全國人民的生活質量，讓全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雖然這些不體現在GDP里，卻是一個國家發達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標。
左圖：2021年3月14日，在武漢大學櫻花大道下賞花的人群。
右上圖：2021年3月，從陜西漢中出發的中歐班列。右下圖：2021年4月12日，南京市的一處新冠病毒疫苗 接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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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還需要時間”
2020年，“雙循環”是一個反復被熱議的話題。新冠肺炎疫情讓國際貿易受到巨大沖擊，美國政府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打壓，也影響了相關材料和產品的進出口。在這種情況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成為中國經濟的新發展格局。
中國曾經是出口導向型國家。2006年，出口總額占中國GDP的比重達到歷史峰值35.4%，但到了2019年，這個指標已經降到17.4%。換句話說，中國經濟早在2019年就轉為國內循環占主體了。
在林毅夫看來，這是符合經濟規律的變化。早年國內市場相對比較小，能消化的產品少，所以更依賴海外市場。但隨著中國發展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消化能力與日俱增，對海外市場的依賴度迅速下降。
此外，服務業占GDP的比重也是一個重要指標。因為很多服務產業是無法進行出口貿易的，所以服務業占比越高，出口占比就越低。2019年，美國的出口只占其GDP的7.6%；日本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出口占比也不到14%。美日都是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占GDP比重一個達到80%，一個達到70%，而中國的服務業占比目前只有50%多一些。
出口和內需的此消彼長，反映了中國人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2006年，中國人均GDP只有2099美元，2019年超過1萬美元。過去一旦出口受到影響，中國經濟就會受到很大沖擊，但現在國內循環是占主體的，只要把國內經濟搞好，中國經濟就能保持相對穩定。未來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這個趨勢還會繼續加強。
《環球人物》：說到國際貿易，人民幣國際化一直是全球關注的熱點。目前數字人民幣正在開展試點工作，一旦大規模推廣，對國際金融秩序會有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我覺得短期之內不會對國際金融秩序產生影響。數字人民幣的作用是代替紙幣，主要還是在國內使用。當然它可以增加方便性和信息透明度，很容易知道資金的去向，能提高效率。說到對國際金融秩序的影響，主要取決于人民幣能不能被世界接納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的計量貨幣，這并不因為你是最大經濟體、最大貿易國就可以做到。
《環球人物》：要被國際社會接納為儲備貨幣和計量貨幣，需要具備怎樣的條件？
林毅夫：從歷史經驗來看，美國在1875年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但是美元正式替代英鎊變成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和國際貿易的計量貨幣，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此時離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已經有70年，美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英國的好幾倍了。
也就是說，由于英鎊的先發優勢，國際上已經接受它了，除非發生一些歷史事件，否則變化會非常緩慢。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一方面要看中國的經濟發展，另一方面要看有沒有契機，讓大家突然間覺得用人民幣更方便、更可靠。如果這些條件具備，數字人民幣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一個更平穩的過渡期，畢竟數字貨幣要比紙幣更方便。
“我一直提倡新結構經濟學”
《環球人物》：近年來中國的結婚率、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成為社會焦點，這會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
林毅夫：人口老齡化確實是我們高度關注的問題。有些人很悲觀，認為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以后，經濟增長率都非常低，所以擔心中國經濟未來也會下滑得很厲害。但我認為這個問題不能簡單地類比國外。
出現人口老齡化的國家一般是發達國家，其特點是收入水平高、技術創新速度慢、新增勞動人口很少。但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技術創新有兩種來源：一種是自己發明，一種是從發達國家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后者的發展空間是很大的，如果我們把技術水平較低的產業升級成技術水平較高的，或者把附加值較低的產業轉化為附加值較高的，即使人口不增加，每個勞動者生產出來的東西也會更多、更好、價值更高，經濟就能持續增長。這是發達國家沒有的優勢。
此外，適當延遲退休年齡、提高勞動者教育水平和技能，實質上都是在增加勞動者數量。這些都是有利的條件，只要用好了，我相信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并不會因為人口老齡化而改變。
《環球人物》：人口規模是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嗎？國外很多學者將印度與中國類比，認為兩國人口相當，印度的勞動力結構更年輕，發展潛力更大。您怎么看？
林毅夫：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156美元，印度是204美元，比中國高30%；現在，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國的20%。這是為什么？人們在討論經濟發展的時候，是不是真正抓住了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經濟增長的真正決定因素？我想大部分把印度和中國相提并論的人，并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
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主要表現為收入水平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提高的關鍵，則是勞動生產率水平的不斷提高。歸根到底，還是要靠產業技術創新，不斷提高產品附加值。發展中國家在這方面有后來者優勢。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只能自己發明，發展中國家則可以引進。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充分利用了這個優勢。
不過，要獲得后來者優勢，一方面要引進、消化、吸收，另一方面要不斷地改善基礎設施，讓潛在的比較優勢變成真實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它必須是有為的、高效的。如果印度政府能做到這一點，我相信印度的發展也會更快一些。
《環球人物》：過去100多年來，發展中國家大多以發達國家為榜樣，無論是經濟模式還是政治模式，但成功躋身發達國家行列的寥寥無幾。
林毅夫：所以這些年我一直提倡“新結構經濟學”。過去的經濟理論老是以發達國家做參照系，先看發達國家有什么、發展中國家缺什么，或者看發達國家哪些方面做得好、發展中國家做得不好，然后就建議發展中國家照搬發達國家的做法。
我相信這些理論的出發點是好的，但結果跟預期差距很大。就像有些人對印度的判斷——采用西方政治體制、講英語、勞動力年輕……但這些都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
《環球人物》：您認為中國的經驗是什么？
林毅夫：中國的經驗，以及東亞地區個別真正發展起來的經濟體的經驗，其理論出發點與發達國家的理論出發點正好相反。
我們是先看自己有什么，可以把什么做好，然后依靠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幫助企業把能做好的東西做大做強。發展中國家大多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戰后才開始獨立。在思想觀念上，發展中國家總認為學會了發達國家的做法，就可以實現工業化、現代化。但老實說，二戰以后，還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是靠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或經驗而成功的。這就是思路決定出路。
林毅夫新作《論中國經濟： 挑戰、底氣與后勁》。 “中美關系的關鍵是發展自己”
《環球人物》：中美關系近幾年波折不斷，從特朗普政府挑起貿易摩擦到打壓華為，再到拜登政府上臺后發生的“新疆棉”事件，您對中美關系的走向有什么預判？
林毅夫：按照《聯合國憲章》所說，發展是人的基本權利。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只要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1/4，那中國的經濟規模就和美國一樣大了。如果中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的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如果美國說：“我必須是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人均GDP必須在美國的1/4以下。”中國老百姓會接受嗎？
美國一直倡導平等理念，不能講一套做一套。當你是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時候，就鼓吹平等；當人家真的有可能跟你平等的時候，你又說不能平等，然后利用科技霸權、軍事霸權阻礙人家的發展。
左圖：當地時間2021年3月1日，疫情依然嚴峻的美國紐約，曼哈頓街道上的行人寥寥無幾。
右圖：2019年1月15日，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在深圳接受媒體采訪，回應美國政府的打壓。 《環球人物》：您早年在美國留學，后來擔任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在很多國家和地區做過調研。您是怎么分析中美之間實力變化的？
林毅夫：為什么會出現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呢？1900年，侵略中國的八國聯軍是當時世界上8個最強大的工業化國家，其GDP加起來占全世界GDP總量的50.4%，就是一半左右。
2000年，八國集團（G8）與百年前的八國聯軍相比，只有一個國家換了，就是加拿大取代了奧匈帝國，其他國家都沒變。當時八國集團的GDP加起來，占全世界的47%，接近一半。
也就是說，在20世紀的100年中，發展中國家經歷了三四代人，無論做了多少努力，世界最強的8個工業化國家的GDP比重僅僅下降了3.4%。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改變自己的經濟地位。
但是，到了2018年，八國集團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已經下滑到34.7%。美國的GDP在2000年占全世界的21.9%，現在大約是16%。在八國集團中，美國的失落感是最強的，對國際事務的主導能力也力不從心了。但不可否認，它的科技和軍事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強的，所以一直想盡力阻礙中國的發展，這就造成了中美關系的不確定性。
《環球人物》：您最近談到“世界將會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重新恢復到一個比較穩定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結構”，您認為這個時間大概需要多久？
林毅夫：什么時候才能形成一個新的、穩定的格局，我想中國還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繼續發展。按照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把中國基本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到2050年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當中國的人均GDP達到美國的50%，如果人口還是美國的4倍，經濟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到那時，我們的產業技術水平和美國差不多，它沒辦法再卡中國脖子，又需要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最大的市場，我想美國大概就會心悅誠服了。（本刊記者 尹潔）
